在浙大，有这样一串名字。他们平凡而又可敬，被尊称为“大体老师”。“宁愿身受千刀万剐，也不让医生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这是对他们精神的生动诠释。

他们走后，甚至没有留下一方青冢，但我们会永远铭记，就像他们不曾远离。

蒋遂的父亲蒋礼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敦煌学家，原杭州大学教授，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他的母亲盛静霞老人则对中国古典诗词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在浙江大学从教30多年，桃李满天下。

1995年，蒋礼鸿因患肺癌辞世，将遗体捐给了医学事业，为医学生们留下了一位伟大又无私的“大体老师”。11年后，盛静霞追随丈夫，也同样将自己的遗体捐给浙江大学。这对学界伉俪因此成为了浙江第一对共同捐献遗体的夫妇，他们的名字一同被刻在了“无语良师碑”上，紧挨在一起。

“我的父母亲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这和他们毕生为学术献身的志向是一脉相承的”。蒋遂说，“母亲当年对父亲捐献遗体的事情非常坚决，死后连父亲的骨灰也没要。”

代代相传的家风，传递无私的大爱。受两位老人影响，蒋遂与妻子郭敏琍也一起签下了捐献志愿书，成为了浙江省为数不多的两代人共同捐献遗体的家庭。

2019年6月，63岁的郭敏琍检查出患上一种神经疾病——格林巴利综合征，在病床上久卧不起。仅仅半年之后，噩耗传来。谈到妻子，蒋遂说：“她捐献遗体是希望把公公婆婆对于社会的爱延续下去，这是她淳朴的思想。”

两代人，三位遗体捐献者，从教师到无语良师，他们一直在浙大教书育人。“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生老病死，当自己生命行将结束时，我们希望为医学事业进步作些贡献，为他人提供生的机会。”蒋遂说。

平凡而伟大的爱情：你捐，我也捐

时至今日，吴月珍回忆起丈夫张伟军生前的点滴，会不自觉弯起嘴角：“他做教练很负责任的，是一级教练。”如果学员需要考前额外培训，他会用下班时间教学生，从不索取额外报酬。

张伟军生前是一名驾校教练。2017年4月，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患病后，他与妻子商量，希望在去世后捐献遗体，“在最后，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嘛。”

“我说，我尊重你的意愿，如果你愿意，我也同意。”得知丈夫的想法后，吴月珍如此说。她还说“如果你捐献，下次我也捐献。”于是，夫妻俩一起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吴月珍说：“夫妻嘛，在一起嘛，走了后也要在一起。”

2020年6月12日，张伟军在家中去世。吴月珍一直记得他遗体捐献的心愿。丈夫去世后，她立即联系了遗体捐献的负责人，在家门口送别了张伟军。

张伟军与很多遗体捐献者一样，他的一生或许平淡，但绝不平凡，因为他们为医学事业作出了最淳朴也是最伟大的选择。

我入了党，再作最后一次贡献

对于徐世荣而言，“奉献”二字贯穿了他的一生，遗体捐献是他最后一次贡作献。

17岁时，徐世荣成为了一名气象兵。复员后，他到电子管厂工作，并成为一名党员。他兢兢业业工作数十年，从初出茅庐的采购员，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司务长。无论是参军，还是入党，他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于社会有用的人。

在妻子眼中，徐世荣是一位体贴温柔的丈夫。两人青梅竹马，半生琴瑟和鸣。徐世荣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曾在备忘录里记录：“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是什么？讨了一个很优秀的老婆。”

生前，徐世荣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到浙江大学医学院的无语良师活动，决定捐献遗体。2018年，徐世荣被查出患有纵膈型肺小细胞癌。2019年6月6日，徐世荣于家中去世。弥留之际，家人问他难不难过，他摇了摇头。

他曾表示：“我当过兵，入了党，工作奋斗几十年，这次，让我再作一次贡献！”在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后，他对家人说：“就当我出了一趟很久的差吧。”哪怕离开，他也不舍得自己的家人痛苦流泪。

有人因生前事迹被缅怀，“无语良师”则因死后大爱和奉献被纪念。据统计，浙江大学自开始接收捐献遗体以来，已有3000余人陆续填写了遗体捐献登记表，其中有914例完成捐献。遗体捐献数量由以往每年5-6例，逐步递增到如今每年90余例。

每年清明期间，在无语良师文化广场，师生们都会手捧菊花，身着素服，静默伫立。自2012年学校建立“无语良师”纪念碑并建成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的医学人体博物馆以来，缅怀活动从未中断。

如今，全新的人文思政教育广场建成并启用，这里将成为全国医学院校最大的“无语良师”纪念基地，为全国乃至世界医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和全人育人提供重要借鉴和引领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