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重大23岁,黄天其17岁。彼时的黄天其就读于重庆市一中,晚自习时常常跑到相邻的重大图书馆阅览苏联科普期刊,提高俄语阅读能力。这个青年从未想过,他与重大的缘分会如黄桷根那样回环盘绕。
年轮转换中,黄天其与妻子邹振扬从中年步入耄耋,他们共同主持科研项目,教书育人,携手走过金婚岁月,见证重大和山城的变迁,为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黄天其: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城市规划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邹振扬: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且以诗情共白头
与重大二次结缘,源于黄天其的妹妹。青年时期的黄天其与邹振扬,各自在川大和哈工大求学,就读于重大机械系的黄天其的妹妹为他们牵线搭桥,志趣相投的两人很快开始了交往。1965年,他们在亲友的见证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对新婚夫妻不久就回归各自工作岗位,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异地恋”,常年只能在春节团圆。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书信往来成了互通音信的唯一方式,在信中他们除了记录日常琐碎,也会以诗寄情诉相思,“青春作伴结渝州,南北传书两地忧。夜梦冰州何日暖,锦城春晓念君愁。”
(青年时期的邹振扬与黄天其)
在黄天其的信笺中,往往还多了一份小心思,为让远方的爱人开心,他在信中常常自绘花草兰芝。照相留影在那时还是一大奢侈,黄天其常用速写记录那时人事,其中就有不少是妻子的画像:“白白的,胖胖的,侧面轮廓尤美。”是他在回忆录中写下的对妻子的印象。
(黄天其画的妻子的两幅小像)
年轻时的黄天其爱好广泛,擅长写诗作画,学生时代便常有作品发表。妻子邹振扬也同样爱好文学,两人即便是在人生艰难时刻,也从未放弃这份热爱。1971年,二人原本打算回到家乡任教,时值文革,两人只能被安排到位于四川合江县的化工厂从事技术工作。这期间他们还共同创作了不少诗文;黄天其还为工厂的新年晚会写作了歌剧《一把砖刀》,其中的主演便是邹振扬。“我其实看得很开,人生或苦或甜经历我都觉得是财富,都要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唯一的遗憾是荒废了做科研的时间。”黄天其回忆道。
(2003年摄于南山公园)
“诗乃发于情,而情源于义者也,有情有义自成诗。”是黄天其对妻子诗作的评价,也是二人诗意生活的初心所在。“无论是日常闲趣、过往友人,还是人生苦乐、时代感怀,只要是自己感动的人事,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尽管如今已年逾八十,两人依旧常以诗书画为伴,交流感悟。
科研崎路同舟渡
世纪50年代的中国流行着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理工科专业在当时热度很高。因此两人均放弃了热爱的文学,邹振扬选择在川大攻读物理化学,黄天其则远赴哈工大土木系(合校前为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学习工民建专业。
1980年二人才得以调入重庆大学(合校前为重庆建筑大学),两人也迎来了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邹振扬研究环境化学,黄天其则任教城市规划。虽然专业相异,但平时两人都有交流学术观点的习惯,不仅让彼此对对方的研究领域更加了解,也打开了跨学科研究的思路。一次考察时,一户四口人挤在17平米家中的现状让黄天其夫妇深受触动。改造拥挤、脏乱的人居环境,让人“体面地居住”成了他们研究的初心。1987年,两人开始了《重庆城市居住区环境规划研究》这一科研课题的研究。
(两人研究报告初稿)
“倦伏宵灯案,互勉两争先。”是黄天其写下的一句诗,亦是夫妻俩在科研上互勉共进的写照。教学空闲之余,他们便背上装有各种测试仪器的大包挤上公交,奔波于重庆的各个居住区。山城地势多变,实地考察爬坡上坎是避免不了的,夏天一到,衣服常常被汗水浸湿。白天忙于教学、调研,两人只能利用夜晚的时间,整理研究资料到凌晨两三点成了家常便饭。五年的时间,他们积累下厚厚的几沓调研笔记,一笔一划撰写出10万余字的研究。报告。1994年,这项凝聚了两人研究心血的项目成果,同时获得建设部、国家环保局科技进步三等奖,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荣誉。
除了这次的研究,在科研论文上的合作也有意外的收获。九十年代初,生态与环境研究成为热点。黄天其想寻找评判绿色人居环境的标准,一旁的邹振扬突发奇想:何不用化学上的当量概念来进行评价呢?二人一拍即合,随即写作了《试论城乡开发自然生态补偿的植被还原原理》,提出了“绿当量”的量化计算方法。1988年,该文被编入周光召、朱光亚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库▪环境科学卷》。1993年,经过3年田间地头的行走调研后,两人再次共同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高产区近零耗宅基地城乡住宅规划与设计体系研究》,这种同时满足节地和居住面积要求的规划设计方法,当时国内也属前卫的科学思路。
愿化春风育桃李
两人调至重庆大学任教以后,讲台一站就是二十余年。早年教学设施简陋,每次上课时邹振扬都只能自己提着一台沉重的老式投影仪爬到没有电梯的教室五层楼;为了避免因现场书写慢而耽误教学进度,她便几年如一日的提前半小时到教室将教学内容全部板书在黑板上。
在教学上,邹振扬是重大开设选修课的先行者之一。她曾主编《普通化学实验教程》,合译出版《普通化学原理与结构》等多种课程教材。在一次全国化学教学研讨会后,她萌生了开设交叉学科课程的想法,让在校学生能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扩展知识面。之后她还陆续主编了《化学与社会》、《城市生态与城市环境》等选修课教材,供全校学生选修。两门选修课推出后,不少教学计划中无化学课的学生都前来听讲。
(邹振扬教学工作照,教学挂图为黄天其手绘)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教学所需的课程教材、教辅资料都只能手写编撰。“谈不上辛苦,当时大家都这样,这就是老师的责任”邹振扬说。
黄天其善绘图,便成了妻子的帮手。邹振扬编写教案,黄天其便在一旁为其绘制上课所需的挂图,将抽象的微观物质世界形象地展示出来,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
(黄天其手绘的部分“PPT”)
这位妻子的得力“助手”也有着自己的教学任务,对于“怎么教”这个问题,黄天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大多数老师上课都要用到教材不同,听黄天其上课的学生却不需要带课本。“我不喜欢照本宣科,也希望我的学生可以不隅于书本,发散思维。”他强调教学要达到“忘我”的状态:“老师就像是演员,在课堂这个舞台上‘表演’真理,就要全情投入其中。”
(黄天其为讲授“城市社会学”编写的教材)
课堂上侃侃而谈,旁征博引的黄天其看似从容自若,背后却花费了不少功夫。他备课桌前堆积着各类外文资料,为了将一个知识点讲透彻,他穿游于不同的外文文献间,只为找到合适的例证。
(黄天其与同事唐俊琨一起指导学生设计)
“一个普通的教书匠。”是黄天其对自己的评价。20年间这个普通的教书匠培养了40余名硕博生,先后为学生开设中外城建史、中外园林史、建筑专业英语、城市社会学、开发生态学、城市文化学等多门课,其中很大部分是初设的新课。在教学改革过程中,他力求突破传统城市规划专业学科的狭隘性,引进相关学科,扩展学科领域。1983年,赴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后,致力于吸收国外先进的跨学科发展规划方法,后与黄光宇共同创立重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
亦师亦友是他与学生的相处模式,每当学生有了新的想法,他也总是鼓励他们去进行实践。他曾多次指导建筑城规专业学生在国内外设计竞赛中获奖,每当对竞赛主题有了好的点子后,他便主动为参赛学生进行培训与思路分享:“和学生在一起才能教学相长,年轻一代中也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黄天其与他指导的部分硕士研究生合影)
教学科研两线进行同时,邹振扬还主动担任工民建84级1班班主任,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一直觉得教书是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但是光教知识是不行的,还要给他们思想上的引导。学生就和朋友一样的,我很乐意倾听他们的心事,为他们排忧解难。”担任工会专职副主席时,她为了学生动用“私权”: “有些同学家庭困难,我就想办法为他们找些勤工助学的岗位。”夫妻俩还间或特地做上一桌好菜,把学生们邀到家里来改善伙食。回忆恩师时,城环学院教授彭世尼感慨道:“邹老师热情善良,博学善教,这样全心全意为学生的好老师很难得。”
(工民建84级1班学生毕业30年聚会时,赠给邹振扬庆贺80寿辰的画作)
许多与学生有关的物件,邹振扬都保存至今,“他们的成绩单我都还留着呢,都是很美好的记忆。”在翻看老相册时,她依然能如数家珍地讲出泛黄照片上每个学生的故事。而今,他们的学生也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许多人在毕业后仍会不远万里回来探望。
桑榆非晚余辉耀
七十自励
夕阳未必逊晨曦,鹤发童心自奋蹄。
志献国家珍桃李,身经甘苦藐崎岖。
三情作伴缘可贵,四自为铭信不移。
无愧匆匆金岁月,从容晚景步桥溪。
七十岁时的邹振扬写下这首诗以表达自己晚年仍希望为国家贡献的心愿。
自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作为科研工作者的夫妻二人投身建设一线,“我们努力将一己所学应用于重庆建设,也为重庆规划建言献策,参与城乡建筑与规划设计,希望尽自己所能改善人居环境。”
(参与江油百货大楼设计时的工作照)
退而未休,84岁的黄天其还想着可以继续做些事情。他应邀写作专著《城市空间文化学引论》,同时还在负责“城市空间语言”等的课题研究。为了尽快完成专著,黄天其时常写作到深夜。即使白内障导致他的视力受影响,查阅资料变得困难,他仍笔耕不辍:“因为热爱,所以觉得还有好多事情想去完成。”黄天其对时间的珍惜造就了“夜猫子”作息,重庆交通大学教授汪峰对此感受颇深:“一次和老师出差,晚上11点多回到宾馆休息。凌晨两点,我醒来发现老师竟还在工作。他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教学和科学实践工作中。很幸运能成为老师的学生,老师珍惜时间、谦虚好学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直都激励着我。”
不断学习也是两人退休后的生活常态,“知识更新太快,毕业出去的学生偶尔还会和我们讨论问题,不学习是不行的。”离开了实验室,邹振扬也没有闲着,作为重庆市项目环境评价和绿色生产工艺等评审会的专家评审组成员,她仍关心城市发展中的污染治理问题,并参与到环境考核中。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专业,志向是不变的,国家需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对科研伉俪一直在践行着这一人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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