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普及

01

杭侃：

加强文化遗产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

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表示，今年两会期间他将提交加强文化遗产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建议，切实为提升文化遗产保护蓄力。

杭侃表示，目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在“考古学”一级学科下自设文化遗产相关专业，表明国家对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已经开始重视。但在考古学内部开设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之时，所设置的课程仍偏重于考古学基础研究的部分，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本体保护、文化遗产资源的转化利用等问题，所开设的课程缺乏系统性，受重视程度有限。

杭侃认为，文化遗产不仅有考古类文化遗产，还包括建筑、景观、聚落、文化线路等多种文化遗产类型，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在现有的考古学科体系下很难得到充分体现。同时，想要保护好一处文化遗产，不仅需要考古学相关知识，还需要更加广泛地吸收历史学、博物馆学、传播学、建筑学、化学、艺术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营养，以文化遗产的价值特性和保护需求为核心，开展跨学科的研究。

为此，杭侃建议，要加强我国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强调文化遗产学科的交叉性和应用性，完善文化遗产学科的课程体系和学生培养机制，必要时成立国家遗产学院，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人才和学术支撑。

02

郑喆轩：

努力探索公众考古新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所所长郑喆轩近日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强化公众考古是考古事业发展的新方向之一，应该对考古工作全过程进行文化阐释利用，让历史文化“活起来”。他认为，如何在严谨求实的基础上实现考古全流程面向公众，如何让公众更有参与感，如何让公众对文化认知更多、认同更深，这些都是目前考古人要研究的新课题。

谈及如何尽可能简明地转换阐释考古成果，郑喆轩认为，不仅可以在科学可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方式方法，例如利用VR、AR、动画等现代科技手段，结合碎片化的考古材料，展现出生动的历史画卷，还可以与文创、旅游等业态相融合，让历史文化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更紧密的联系。

除继续努力探索公众考古新模式外，郑喆轩还围绕自身专业领域，计划提出推动四川地区及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发展、加速三星堆遗址申遗、进一步完善考古工作者激励机制等建议。

03

顾万发：

完善仰韶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关联性研究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顾万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仰韶文化“东到大海，西至甘青，北抵阴山，南达长江”，拥有广阔的分布空间，对认识中华文明具有重大价值。

顾万发介绍：“虽然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但还是离散和随机的，缺乏学术研究中考古与其他学科的真正整合。”

因此，顾万发提议，需要强化集中力量攻关的高端团队和有重点的专项引领，健全学术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除此之外，他认为应在仰韶文化资源丰富和有一定学术基础的地方，成立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国家级研究中心（高等研究院），完善仰韶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关联性研究，充分发挥团队优势、集成化优势、专业化优势、机制优势，着力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有效提升整个学术界有关中华文明早期起源和形成问题的学术水平，引领学术科研机制的重塑性创新。

04

李骏虎：

建设华夏文明博物馆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提交了《关于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华夏文明博物馆的建议》的提案。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号召，我国将“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定为国家战略。作为黄河晋陕大峡谷主河段的山西省也提出“建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的战略定位。

李骏虎认为，黄河流经9个省区入渤海，孕育出绚烂的黄河文化谱系。这个文化谱系应该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根本遵循，而不同省份的建设任务也应该因文化特质的不同而异。

“就山西而言，应该立足黄河文明孕育出的三晋文化和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加强对黄河文化的研究阐释和主题展示。”李骏虎建议，在建设黄河文化公园山西段总体规划布局中， 合理选址建设“华夏文明博物馆”，展示中华文明的源流和伟大。并组建专门的黄河文化研究机构，整合力量，培养专家研究团队。比如在山西省社科院增设黄河文化研究院，深度挖掘山西黄河流域文化资源，讲好黄河故事。

05

汪万福：

建设“不可移动文物有害生物防控研究科研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表示，长期以来，受文物生物病害基础信息数据匮乏、生物病害成因机制认知不足、新型分析与生物防控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应用滞后等影响，不可移动文物生物防控面临着基础研究薄弱、科技支撑不足、高水平研究人才欠缺等瓶颈，制约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整体发展。

汪万福建议依托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联合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等，以不可移动文物有害生物防控的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为主要研究方向，以石窟寺、壁画、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等文物中生物类群及病害现状监测、生物损害文物机制研究、文物本体生物病害评估、动物防控、植物抑制及微生物防治新材料与新技术研发等为主要研究内容，汇聚我国文物保护优质资源，组建以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及文物保护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不可移动文物有害生物防控研究科研平台，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现文物的长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06

马萧林：

进一步加强考古用地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经调研了解到，近期在全国几个省份陆续出现主动性考古发掘和抢救性考古发掘被纳入到临时用地管理当中的现象，考古发掘办理临时用地手续需交纳土地补偿费、耕地占用税、土地复垦费、土地勘界测量费和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费，其中多数科目费用均无保障渠道，严重影响考古发掘进度，不利于开展后续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

为此，马萧林建议相关部门开展调查研究，联合推动理顺考古用地管理机制，切实保障考古发掘用地需求。同时，加强对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指导。统筹考虑考古工作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公益性质，减省优化临时用地管理要求，对考古发掘项目不再强制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01

王瑞霞：

进一步推进文物数字化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青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青州市政协副主席王瑞霞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文物数字化保护的工作建议。

王瑞霞表示，因为数字技术的专业性很强，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懂数字技术，要开展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但是，文物部门的工作专业性很强，懂数字技术的人也对文物知之甚少。在基层文物单位实施数字化过程中最突出的情况是：往往只把某一需求告知数字技术公司，由技术公司主导，采集的文物信息只要满足某一需求即可验收结项，而对文物信息的精度、储存方式、安全性等未做过多考虑，致使数字化工作缺乏系统性，存在为满足不同需求多次采集文物信息的情况造成资金、人力的浪费。另外，由于文物数字化没有计费标准，很难列入文物基层类项目经费预算，缺少必要的经费保障支撑。

王瑞霞建议，要以建立文物档案为目标，以文物考古工作为标准，建立多规合一的文物数字化保护体系，强化文物基础性工作。研究制定文物数字化计费标准，使这项工作列入预算时有章可循。组织文博从业人员进行文物数字化保护培训，让文博人了解文物数字保护的基本常识，使文物数字化保护成为由文物、考古人主导、多学科广泛参与的文物基础工作，真正达到文物保护的目标。

02

何毓灵：

推动甲骨文数字化工程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站副站长何毓灵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面对甲骨文研究的缀合与复原工作产生的困难，甲骨文的数字化工程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何毓灵表示，未来如果能够实现数字化，我们肯定要建一个数字化平台，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型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可以满足三个需求：第一个是满足研究者的需求研究；第二个是让甲骨文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第三个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平台，让文物、让甲骨“活”起来，跟普通的民众普通的观众能够互动起来，查询研究更方便。

何毓灵提出，在利用科技手段提升考古技术的同时，更应该注重考古人才队伍的建设。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使考古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将继续推进“走出去”，与国外的考古学家进行交流。

03

何寄华：

推动马王堆文化在世界文化界“出圈”“出彩”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会主委何寄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把长沙马王堆这张文化名片带到北京去，向全世界进行宣传。

何寄华认为，长沙作为楚汉名城、屈贾之乡，名胜古迹众多，马王堆汉墓这座西汉“文化宝库”更是蕴藏着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社会万象，在国内国际考古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具备打造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示范工程的基础条件。

针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历史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何寄华建议，以国宝级马王堆考古成果开发利用为基础，以湖南省博物院数字化升级为载体，推动文博、文旅、文创产业链融合发展，把长沙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的汉文化中心。以点带面，探索“多文一体”融合发展新路径。以新促造，提升“产品矩阵”国际传播影响度。立足马王堆文物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推动文物产品的创新性呈现和创造性挖掘，培育良好文化创意生态，探索开发数字化新产品，做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