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父亲未尽的事业

汪少川自小聪颖，犹得父亲钟爱。九岁时，一家人节衣缩食送他到杨畈村读私塾。他每天清晨五六点钟就起床上学，翻山越岭走十多里山路才到学校。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封山，他从来没有耽误过上学堂。中午，他跟几个穷伙伴在村头的破庙里就着凉水和咸菜，啃杂粮和红薯；下午放学回家，吃完留在锅里的剩饭，便点起棉籽灯复习功课至深夜。

汪少川深知上学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十分刻苦，再加上天赋好，对学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不仅能倒背如流，还能正确理解其中含义。他每每考试都名列前茅，私塾先生夸奖他是个“过目不忘的神童”。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地主收租越来越重，家里实在交不起学费，汪少川只好辍学回家。

父亲汪永熙心里是既爱又疼，爱是因为汪少川继承了汪家“崇文尚武、济世报国”家风中的“崇文”风气；疼的是汪少川本来是可以依靠读书出人头地的，但是家里实在没有钱交学费。可令父亲汪永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汪少川后来继承了“尚武，济世报国”的家训！

原来，汪永熙无论是到山里采药，还是走街串巷给人家看病都带着汪少川。爷俩谈论最多的是“穷人为啥这么穷”的话题。殊不知，这种随意的父子聊天，在年少的汪少川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父亲带他走村串户，使他对家乡的地理山川了然于胸，这为他后来领导鄂豫皖红二十五军的团山便衣队坚持战斗打下了基础。1930年6月，赤卫军的那一仗，汪少川趁黑夜滚下了山崖，躲过了敌人的毒手。父亲、叔父和哥哥却惨遭杀害，这使汪少川更加坚定了永跟党走的信念。

家人被害，房子被烧，大嫂、二嫂以“匪婆”罪名被强行改嫁和卖掉，母亲只好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四处流浪。汪少川也只能躲进深山，不断地打听党组织和红军的消息。当年冬天，红军主力打了回来，汪少川从深山走了出来，找到了党组织和红军。母亲领着他们兄妹齐刷刷地跪在父亲的衣冠冢前。汪少川发誓，一定要为亲人和乡亲们报仇。

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接到中央口信转出大别山，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和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找到汪少川，让他担任皖西第一支便衣队——团山武装便衣队的指导员，坚守大别山，安置伤病员，开辟和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此时，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要他留在大别山，形势和困难是何等严峻，他心里最为清楚。但他一想到父亲对自己的教诲，一想到两个哥哥和两个叔叔是如何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他毅然决然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在一次与敌人的对峙中，汪少川听到了母亲喊自己的大名：“正安，正安啊!他们叫我喊你投降，投降了就没事啦……”原来是母亲被敌人押到了阵前被迫喊话。他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大声地喊道：“娘啊，你不要怕，他们不敢治你!姓余的(早先就熟悉的老对手)，竖起你的狗耳朵听清楚，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有红军投降的，你要胆敢对我母亲下毒手，我不仅要杀你全家，还要你整个民团都陪着死!我还要警告你，红军很快就要打回来了，你积点德，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他伸手就给了一个团丁一枪。敌人被汪少川威慑，不仅没敢动他的家人，连伤病员也都不敢搜捕了。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每一刻，汪少川心中想的都是父亲的遗训，总是默默地说：“爸爸，您说的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我没有忘记，我们汪家‘崇文尚武、济世报国’的家训我也牢记心中”。

在1933年红二十五军“大肃反”中，汪少川被莫须有地定为“反革命第三党”，被缴了枪捆绑关押起来，要他交代反革命活动。他竭力申辩“什么第三党，我根本不知道，只知道共产党……就是把我杀掉，我也是共产党员!”最后，他被安排到师卫生部做苦工、挑药担子。“只要说我不是反革命，革命工作我什么都可以干，至于对我的关押、拷打，我也就不计较了。”汪少川有一颗对党赤诚的心和博大的胸怀。

1934年5月30日，在光山县南部凌云寺的一次激战中，汪少川在对敌反击时多处受重伤，昏倒在敌人的阵地前。黄昏时分他苏醒过来后，一步一个血印跪着爬回红军阵地。后来红军转移，医护人员把他藏在一个小石洞里。天气炎热，他的伤口肿胀化脓，生的蛆虫在脚上、腿上爬行。他连驱赶的力气也没有。他咬着牙用草药自治，伤愈后照样回到红军队伍。

他后来深情地说：“在真理面前，我一定会低头。反之，要让我随风转舵，唯命是从或者违心地说假话、办假事，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牢记家风家训，牢记父亲的教导，汪少川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任第三十一军政治委员，驻守福建海防。

汪少川的爱人张少先是一位1934年入伍的老红军，一直在部队工作。1955年随汪少川到第三十一军，后转业到厦门日报社担任党总支书记。张少先为了支持汪少川工作，多次放弃晋升机会，转业到地方工作。但是一到紧急战备、组织上动员她带着孩子转移到后方留守处时，她就说：“一旦发生战事，报社是党的喉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是书记，就是指挥员，不坚守战斗岗位先撤离了，谁去带领同志们战斗呢?而且，作为一个主要领导干部的爱人，首先考虑个人的安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再说，我也是一个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兵，遇到这点风险算不了什么!”这番话，不仅使组织上同意她留下来，也得到了汪少川的支持。这件事后来被厦门军民传为佳话，对稳定军心、民心，鼓舞军民士气和斗志，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应。汪家的媳妇，也不愧是“报国”的巾帼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