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波罗花，一种生于海拔3600米至5000米的高山沙质草甸及山坡砾石垫状灌丛中的高山花卉，喜光、耐寒、耐贫瘠，既可观赏亦可药用。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潘晓云刚刚结束的“复旦——藏大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野外科考”之行便是为这种有着紫色花瓣的矮小植株而来——在复旦大学进行科研工作时，潘晓云和自己的学生曾通过一种阿根廷的水生植物发现了一些入侵植物中共生微生物构建的基本规律，来到西藏后，他希望用藏波罗花这种陆生的高原植物进一步验证这些规律。

潘晓云是中组部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选派计划成员，2020年3月起奔赴西藏大学进行为期三年的援藏建设。在这里，他利用西藏独特的环境和生物资源深入有关外来植物入侵机理的课题；与此同时，也在不断推进西藏大学的教学与学科建设工作。

“做野外工作特有激情”

刚刚过去的7月，潘晓云带队开展了时长14天、全程8000公里的“复旦-藏大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野外科考”，此次科考以藏波罗花为材料进行关于“气候变化与植物共生微生物群落构建机制”的研究，将进一步推进西藏特有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与资源利用。

科考的第一站是阿里。从拉萨途径日喀则赶往阿里的路上，潘晓云一直很担心——阿里的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之屋脊”、“生命之禁区”，潘晓云害怕团队成员无法适应这样的高海拔，“走的时候我一直很紧张，路上气氛很压抑，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

藏族司机开车载着潘晓云、两名学生和一名科研助理，一行五人向阿里前进。到达科考目的地时，已是黄昏，潘晓云惊喜地发现了一直在寻找的植物，“这是我们这一行第一次发现这种植物”。一行五人从车上冲下来，铺好工具，便开始打样方、算密度、挖植物——他们把一平方米的金属框放置在地面上，记录里面的植物种类，以便观测当地的植物群落情况，之后再把25米的皮尺拉成一个十字，通过其中的植物株数估测植株密度，最后选取一株植物，用锹从根部10公分左右的位置把它撬出土壤，收好叶片、把花和种子收到小袋子里，再把根和周围的土壤收纳再另一个袋子中。

这些工作花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当他们回到停车处想要记录观测点的位置时，才知道这里的海拔已经是4895米，五个人相视一笑，谁也没感觉到身体异样。当晚，潘晓云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写道：“忘我的工作是战胜高原反应的最好方法。”

其实，这样的感觉潘晓云一直都有。在野外环境中，他往往更容易达到这种“忘我的工作”状态。

在野外工作时，潘晓云和团队成员每天早上八点半集合，用不到半小时时间吃完早餐，九点钟便开车出去采样，一直采样到晚上九点到十二点才会回宾馆。如果采集到植物，潘晓云和团队成员们回到宾馆后还会马上进行两到三个小时的处理工作——要制作植物标本、要消毒叶片、要测定叶片面积、还要洗净叶梗。结束一天的工作，洗漱完毕后，平时会失眠的潘晓云“一沾枕头就会睡着”。

而这样高强度且高身体素质要求的野外工作，也恰恰是潘晓云最喜欢的。“每天都会有兴奋点”，潘晓云这样总结野外工作。驱车在路上，看到藏野驴、藏羚羊、岩羊、黑颈鹤这些野生动物时，潘晓云会兴奋地大声喊叫起来；为了拍摄雪山照片，科考队登上希夏邦马峰，却在那里意外找到了需要的植物；而在南错，植株和风景都让人惊喜，潘晓云留下了一张在湖边采样的照片，大家都说这是“最美工作点”。

“我最不喜欢待办公室，而做野外工作，我们都特有激情。”这位51岁的生态学学者笑了起来。

 “西藏是会改变人的”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潘晓云第一次来到西藏了。

2015年，潘晓云跟随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张文驹第一次来到西藏进行援藏工作。潘晓云始终记得，出发前，很多曾在西藏工作过的老师都说，“西藏是会改变人的”。那个时候，潘晓云将信将疑。

他们的话很快得到了证实。

有段时间，潘晓云觉得工作压力很大，情绪不好，身体状态也差，“那个时候我特别胖，每一天人都没精神”。

来到西藏后，潘晓云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宋志平、副教授张文驹等植物学老师一起进行样本采集工作。一行十一人，两辆车，一个月，从西宁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开向拉萨，每路过一个地区，都要下车采样。

也正是在这一路上，高原地区多种多样的植物让潘晓云受到了启发。“来到西藏，我才发现生命的形式会有多种多样的，特别是那些高山草地的小植物，令人感慨”。让潘晓云印象最深的是龙胆，龙胆植株矮小，贴着地面生长，不仔细看甚至看不到，但却可以开出妍丽的花朵。“所以每一种生命都会有自己的生存方式，这给了我特别的启发。”

第一次的经历让潘晓云喜欢上了西藏，之后他因为学术会议和科研工作又陆续来过西藏五次。“那些植物、那些高山，还有可可西里我都是第一次经历，在西藏的时候我身体也都很适应，慢慢地我就不满足跟着别的老师跑了，我想自己带队。”2018年，潘晓云向学院提出申请，希望正式成为援藏干部，更长时间地在西藏停留。

2020年3月，潘晓云以教育部第九批援藏干部的身份第六次回到西藏，在拉萨生活的六个月里，他的生活状态和学术研究也在发生改变。

在上海时，潘晓云每天六、七点起床，匆匆忙忙在八点赶到办公室，中午十一点吃饭，下午一点三十分继续开会，而五点半下班时天已经黑了。西藏的天则黑得晚，晚上九点还是亮的，与复旦研究生们的会议可以调整到晚上八点到十点，时间便宽松了起来。“人变得很舒服，每天有认真思考的时间。”

在西藏的日子里，充裕的思考时间也在学术研究上给了潘晓云启发。最近，潘晓云正在写一本政治生态学的书，该领域前人以汉族历史为背景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潘晓云加入了关于“西藏的政治经济活动对于环境变迁的影响”的主题。对此，潘晓云解释说：“我是想宣扬这种‘环境变迁背后的真正原因在于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的视角，而不能单纯地用人的消费来解释。”

以学科建设助力援藏工作

科研之外，潘晓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西藏大学的学科建设中。“我想把我们在复旦大学带生态学本科生的经验，带到这边来。”

在西藏大学，潘晓云工作的学院叫做理学院，整个学院共有数学、物理、化学与环境、地理以及生物科学五个专业，200余名学生。然而生物科学专业只有20余名学生，实际参与教学的教师也较少，而且“缺少进行群落生态学、生物地理学等宏观层面研究的教师”。

潘晓云来到西藏大学后，开始负责本科生培养管理工作。他借鉴复旦大学的培养方案，制定了生态学本科核心课程建设计划。潘晓云把生态学专业的5门核心课：《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和《生态学实验》列为核心课程，其余课程则作为附属课程。核心课的课程内容除教师授课、文献阅读、汇报讨论之外还特意加入了课程实践——用一天时间走到野外去，亲眼看课堂上讲授的植物。

教师的培养在潘晓云看来同样重要。五门核心课程的教师可以由感兴趣的教师自行报名授课，但一旦报名，便要参与教学学习讨论，与组内其他教师一同学习原版英文教材，剖析课程的授课基本点、寻找最适合的授课方式。“一定要把教师培训出来”。

另一个让潘晓云挂心的问题是研究生的生源和教学质量。西藏的自然环境让很多学生“望而却步”，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的则不多。这个学期，潘晓云担任了四名本科生的指导教师，仅有一人计划继续攻读研究生。潘晓云参与的硕士论文评审中，一些学生的论文摘要都出现了“只列出结果，却没提出科学问题”、“结论很不完整”等问题。在他看来，“从论文就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受到很完整的学术训练的。”

对于这些问题，潘晓云试图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改善。一方面，加强本科生的教学，让西藏大学的本科生成为研究生的后备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将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中的“双基训练”搬到了西藏。

所谓“双基”，指的是基本研究方法和基本研究思路。原本是博士生的基础课程，现在也被引入到研究生的教学中。9月6日起，潘晓云将在线上为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开授有关“双基训练”的课程，他预备将课程视频在西藏大学进行同期转播，他希望通过这个方法，培养西藏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学生生态学研究的思维方式。

“其实我来这边的主要目的，也是想加强他们的生态学学科建设”，潘晓云说，“来到这里工作，是援藏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