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写《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这本书，此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文明论”的一些启发。1986年，我在日本看到了汤因比著作《历史研究》的日文版，共有23卷，读后深受震撼。

我对这个“文明根柢”的归纳，就是从汤因比的文明基本架构理念中提炼出来的

汤因比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以文明为单位来研究世界历史，可能比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更能抓住本质性的东西。在汤因比看来，各种文明尽管出现时间有先有后，但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这就是所谓历时性与共时性同在的问题。汤因比重点研究了各种文明由分裂到成为统一国家的问题，这让我很受启发。以汤因比的理论，在人类历史上，国家的统一基本都是比较短暂的，你看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古希腊、奥斯曼帝国……无一例外；但中国就不一样，两千多年来，她长久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这是非常特殊的。

中国文明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下来？这是因为，她的经济根基与社会结构根基是息息相关的。过去我们一直诟病这种“家国同构”的模式，但实际上，她使得国家与社会、与每一个个体都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传统家国共同体固然需要变革，但它合理的内核不容否定，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稳定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汤因比给我的另一个启发是，他在研究了所有人类文明后发现，每一个文明基本上都有统一的教会、统一的宗教，但是中国却没有。中国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法家也好，其实都是讲现世的。那么中国人讲什么呢？讲责任，讲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讲丈夫对妻子的责任、父母对子女的责任，等等。这是非常不同的。我们没有统一的宗教，但我认为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构成了我们民族在历史上能克服磨难的强大精神力量。可以说，我对这个“文明根柢”的归纳，就是从汤因比对文明基本架构的理念中提炼出来的。

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世界伦理看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何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儒家文化、老子、庄子都不能代表全部。如果把“文明根柢”形容为一棵茂盛大树，那么“核心价值”就是其所结下的丰硕果实。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内部和外部问题，还需要一整套的核心价值来调节自我的矛盾。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儒家文化不能代表全部，老子、庄子也不能。

我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世界伦理的四个层面，提出了四个方面。

首先，“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作为中华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就是在探讨如何解决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这一条被各朝代视为必须遵守的治国最高准则。

第二，“以义制利，以道制欲”，作为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就是解决人性与兽性、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并不是不要利益，而是要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三，“中为大本，和为达道”，作为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就是不要把斗争绝对化，矛盾、斗争一定要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讲的。在中华文化里，“中”的观念是非常了不起的，“中”的本体论在实践领域的集中表现就是“和”，“和”是在承认差异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前提之下，要求差异之间能够互相配合、互相联合、互相结合，创造出新的统一体来。比如，我们的社会，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公众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工会、妇联、社团、商会等社会组织，大量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仅仅单是靠政府就能解决，而要由更多的社会组织去协调、去化解。

第四，“德施普也，天下文明”，正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世界伦理的核心价值。这是一种既坚守自身文化与文明特质又非常开放的世界伦理，它所包括的“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国家交往“以德以义”的理念，对中国积极参与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秩序的建设，是极为有力的精神支持和不竭的动力。

中华文明的四大伦理原则与西方的四大观念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这四大伦理原则，受到近代西方文明所力主的“经济人”或“自利人”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线型进化观以及弱肉强食的国际霸权主义这四大观念的全面挑战。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华文明一贯以为，我者与他者相较，他者为先，他者为重，以为先有他者，方有我者，先有父母，方有我的出生，先有社会，方有我的成长。“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中”为天下之大本，以“和”为天下之达道，特别是崇高德性普施，谋求“天下文明”，都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近代西方四大根本观念则不同，它们实际上都是以我者为先，我者为重，他者为次，他者为轻。

真正了解我们的“文明根柢”，要从了解中国的基层开始

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协调复杂多元的利益关系，我认为照搬人家现成的东西不行，一定要研究我们这个文明有什么根本的核心价值。今天，我们与外部的世界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市场经济又这么发达，物质欲望的诱惑又是那么大，因此更要多花时间研究、设计出适合自己发展的一系列措施。我们目前很大的问题是，有些人跑到国外去，听了人家几堂课，就对中国自古以来的经验不当一回事了。曾经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基本是学西方的，结果那套东西在中国失灵了。后来照搬苏联的模式，又走了弯路。所以，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中国的文明为什么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你看玛雅文明、苏末尔文明等等都早已消亡，甚至古希腊、古罗马也只剩下残垣断壁，但中华文明一些传统的东西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家庭，我们过去搞人民公社，大家吃饭都去公共食堂吃，家庭这个单位被取消掉了，但最后发现还是不行，结果还是要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因此，我们的发展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文明根柢和历史传统。而真正了解我们的文明根柢，最重要的是应该从了解中国的基层开始，仅仅去读一些原典的书是不够的。

对中华文明必须有个总体的把握

另外，对今天中国的理解上，我还是要提到一个历史的“文明观”。我们对中华文明必须有个总体的把握。包括对西方文明，东亚的日本文明、朝鲜文明等等，虽然它们涉及的疆域小，但也有自身的特点，我们必须要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准确把握形势。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一直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时，这种民族精神被坚守，被弘扬，并获得极大提升。这是中国克服种种磨难，得以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以中国传统的“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国家治理路径而论，自周秦以来，如何处理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精英治国的关系，中华文明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制度，在大多数时间中，这一国家治理路径是有效的。当然，这一治国路径也有许多弊端。近代以来，这一治国路径为西方文明所坚持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议员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的选举制等等所全面否定。然而，有识者很快就发现，自然所造就的人或自然人，原就不可能完全平等，平等只能是社会的行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无论是人们起点的平等，还是过程的平等，或是结果的平等，都根源于社会。至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除去利益关系外，还有情感的关系，知识传授、交流与互动的关系，价值取向相同或相异的关系，等等，将这一切都归结为社会契约关系，实际上就是将这一切关系都简约化为产品交易关系。这一理论取代不了中国所固有的“民惟邦本”层面的内涵。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在现时代的中国，究竟该如何做，方才能够实实在在真正做到“民惟邦本”？方才能够保证专职负责治国的精英们不脱离草根民众？中华民族复兴，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一方面，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路径。

一百多年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清楚表明，中国今日之所以崛起，中华民族之所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绝非偶然，它有着极为深厚极稳固的文明根柢作自己坚实的基础。同时，它又具有天下为公、有容乃大的世界视野，勇于吸收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精华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并致力于构建和维护一种协和万邦、天下文明的新的世界秩序。很明显，只要继续非常自觉地认知、认同、继承中华文明的主要根柢，非常自觉地“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再“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民族复兴今后便必定能够持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今后便必定够继续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