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思政基因与学科自觉

河北工程大学    包月英

跟智育课程天然具备的学科独立性不同，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自肇始之日起，便深度嵌入民族救亡、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其艺术轨迹与国家命运、政治诉求形成了内在的同构关系，这使得中国音乐教育天然承载着课程思政的精神内核。这一特质并非近现代的偶然形成，而是植根于中华数千年“乐以载道”的文化基因——早在先秦时期，孔子便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纳入“礼乐制度”的核心框架，赋予其教化人心、规范社会、涵养德性的重要使命。从《诗经》中反映民风疾苦与治国得失的乐歌，到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再到唐宋雅乐对礼制秩序的维系与民间俗乐对民生百态的描摹，中国音乐始终兼具艺术审美与社会教化的双重属性，形成了“以乐育人、以乐化俗、以乐治国”的文化传统。

近现代中国音乐的政治担当，正是这一文化基因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延续与升华。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局势，音乐人以“文以载道”的自觉，将艺术创作与时事关切、政治担当、人民诉求紧密结合——从救亡图存时期的呐喊到和平建设年代的礼赞，从改革开放后的多元表达至新时代的精神讴歌，音乐始终作为时代精神的“声像载体”，成为凝聚民族情感、传递主流价值的重要力量。这种将艺术生命融入社会现实的实践，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教化使命的传承，更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的鲜明标识，彰显了其超越纯粹审美、彰显文化担当的核心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以学科独立性为鲜明特征的智育课程，当前也已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打破了“智育唯知识”的传统认知，形成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频共振”的教育共识。这一现实更清晰地印证：无论是天然承载思政基因的音乐教育，还是以独立性为起点的智育课程，“立德树人”已成为各类教育的共同使命，而音乐教育的独特优势，正在于其思政价值的天然性与浸润性。但必须明确的是，无论是传统音乐的教化功能、近现代音乐的政治使命，还是智育课程的思政融合，其践行的根本前提，都在于保障学科自身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与发展空间——智育课程需以扎实的知识体系为根基，才能让思政内涵自然融入；音乐学科更需筑牢专业根基，其承载的思政价值与文化使命才能获得坚实的艺术支撑。

中国近现代音乐的思政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深度交融。从聂耳《义勇军进行曲》以西洋乐理重构民族呐喊的旋律，到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将民间曲调与交响结构结合，凝聚起抵御外侮的磅礴力量；从抗战时期《松花江上》等作品对民间音乐元素的运用，到新中国成立后《茉莉花》等传统乐曲的改编传播，中国音乐人始终在传承“乐教”传统的基础上，以创新的艺术形式回应时代需求。这种“承古开新”的实践，让音乐既延续了中华文脉中“关注现实、教化育人”的基因，又赋予其近现代社会变革所需的政治生命力，使课程思政不仅成为中国音乐教育的天然属性，更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而智育课程的思政实践，同样强调“学科特色与思政内涵的有机融合”——如数学课程融入科学家的家国情怀，物理教学渗透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这与音乐教育“以艺术特色承载思政价值”的逻辑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立德树人”的多元路径。

更深层次来看，音乐课程与智育课程的思政实施路径，因学科本质差异呈现出鲜明的特质分野。从融入逻辑来看，智育课程的思政是“知识本位下的价值渗透”——以数学、物理、语文等学科为例，其核心是先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与逻辑框架，再将思政元素精准嵌入知识点的应用场景、历史背景或现实意义中，如讲解微积分时引入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执着精神，讲授力学定律时介绍钱学森冲破封锁归国奉献的事迹，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衔接。而音乐课程的思政是“价值本位下的艺术呈现”——其思政内涵并非外在附加，而是与艺术表达融为一体，如《黄河大合唱》的民族精神，是通过旋律的起伏、和声的张力、歌词的力量共同铸就的，学生在感受艺术魅力的过程中，自然体悟其中的思想价值，实现“审美体验”与“精神升华”的同步发生。

从实施载体来看，智育课程的思政载体多为“知识关联的人物与事件”——依托学科发展史上的科学家、思想家、经典案例，将家国情怀、科学精神、人文素养等思政内涵具象化，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感知榜样的力量。而音乐课程的思政载体则是“艺术本身的创作与演绎”——无论是演唱红色经典、创编时代歌曲，还是赏析传统民乐，学生都能通过亲身参与艺术实践，深度共情其中的情感与思想，这种“沉浸式”体验是智育课程难以复制的优势。例如，学生在排练《义勇军进行曲》时，通过把握旋律的激昂节奏与歌词的铿锵气势，能直观感受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这种情感共鸣远比单纯讲解历史事件更具感染力。

从目标侧重来看，智育课程的思政更侧重“理性认知层面的价值塑造”——引导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调逻辑认同与理性自觉。而音乐课程的思政更侧重“情感体验层面的价值浸润”——通过音乐的情感感染力，潜移默化地涵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与社会责任感，强调情感共鸣与感性认同。两种路径虽各有侧重，但最终都指向“立德树人”的共同目标，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然而，使命的践行离不开学科自身的坚实根基。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有着其内在的审美规律、知识体系与创作逻辑。从先秦“五音十二律”的乐理建构，到近现代西方乐理与中国传统乐理的融合创新；从乐器演奏的技法传承与突破，到曲式结构的多元探索；从音乐史的脉络梳理，到音乐美学的古今对话，这些构成了音乐教育的核心内容，是音乐能够精准传递思想情感、有效承载思政价值与文化使命的前提。如果缺乏这种相对独立的学科教育过程，无论是传统音乐的教化功能，还是近现代音乐的政治表达，都可能陷入空泛化、口号化的困境——就像智育课程若脱离知识体系空谈思政，便会失去说服力；音乐若没有艺术感染力，再深刻的思想也难以真正触动人的心灵。正如孔子强调“乐与政通”，但其前提是“乐本于和”，唯有先把握音乐自身的审美本质与艺术规律，才能实现“以乐育人”的终极目标，这与智育课程“以知识为基、以思政为魂”的逻辑完全一致。

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需要在音乐教育中把握好“使命引领”与“学科深耕”的平衡。一方面，要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音乐的教化基因与近现代音乐的思政传统，借鉴智育课程“精准融入”的经验，让音乐教育始终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与时代现实，引导学生通过解读《诗经》乐歌的民生关怀、分析红色经典的时代精神，体悟音乐与社会、政治、人民的深层关联。另一方面，要尊重音乐学科的独立性，构建“传统与现代并重、技术与理论兼备”的教育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与专业能力，既让学生掌握扎实的乐理知识与演奏技巧，也引导他们探索音乐的审美本质与创作规律，鼓励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只有当学生具备了深厚的艺术功底与文化素养，才能更精准、更生动地将思政内涵与文化基因融入音乐创作与演绎之中，让音乐的思想价值与文化魅力通过艺术感染力自然流露，而非生硬灌输——这正如智育课程唯有筑牢知识根基，才能让思政价值在知识传授中润物无声。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音乐教育更需要传承文化基因、坚守使命担当、强化学科自觉。既要延续“乐以载道”的中华传统与“为人民歌唱”的近现代精神，借鉴智育课程思政的推进经验，让音乐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力量；也要重视音乐学科的独立发展，不断完善教育体系、提升教育质量，为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肥沃的土壤。唯有如此，中国音乐才能在坚守使命中保持文化生命力，在学科发展中增强艺术竞争力，既成为中华文脉的传承者、时代精神的记录者，也成为艺术创新的探索者、文化自信的传播者，与智育课程等各类教育协同发力，共同书写中国“立德树人”的教育篇章。

音乐的使命赋予其灵魂，学科的独立赋予其筋骨，文化的基因赋予其血脉。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正是一部在文化传承中践行使命、在学科深耕中锤炼筋骨的历史。在未来的道路上，只要我们把握好三者的辩证关系，就能让中国音乐既保持鲜明的思政底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具备卓越的艺术魅力，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奏响更加动人的时代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