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简称▲，下同）：陈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请问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一重要命题呢？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起步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具体问题。随着实践探索的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逐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报告中不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而且初步阐明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中国的特点”就是中国国情、中国具体实际，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带着中国的特性”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应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和历史担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正如您刚才谈到的，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在于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价值，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朱德在阐释科学与抗战的关系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尊重科学与文明，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中华民族“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历史地位和实践价值的肯定，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共产国际解散后，《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受国界限制的科学”，进一步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世界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必要，而且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

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现实国情不同，发展道路也存在差异。中国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或结论。刘少奇在给孙冶方的复信中指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和欧洲发展道路差异性的分析，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抗日战争时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具有纠正党内错误倾向的实践意义。大革命后期，党内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妨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观主义违背理论和实际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教条主义脱离中国实际照搬照抄、机械运用；经验主义过于相信狭隘、局部的经验，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些倾向既给中国革命实践带来了损失，也妨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将主观主义视为共产党、工人阶级、人民、民族的大敌和党性不纯的表现，这些足以表明主观主义的危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求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倾向，也有利于纠正这些倾向。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哪些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性和艰巨性。

首先，谈一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性的认识。1939年12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后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性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而要随着实践、时代的发展而逐步推进。

其次，谈一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巨性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性。由于中国社会性质、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加上当时中国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的限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艰巨性，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具体问题。

二、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识的深化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抗日战争时期，党已明确提出“第一个结合”并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行阐释。您能为我们梳理一下“第一个结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历程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基于历史实践、历史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进行的总结和概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理性创新。事实上,“两个结合”的实践特别是“第一个结合”的实践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就开始了。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 20年的历史对“第一个结合”进行的总结和概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线之一。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开头即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 年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将“第一个结合”写入历史决议，表明全党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昭示着“第一个结合”成为诠释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权威表达。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这里以实践成效证明“第一个结合”的科学性，体现了党对“第一个结合”认识的深化。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前提条件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党明确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阐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您能就这个问题具体谈一下吗？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理论准备不足，党的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储备难以适应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理论准备不足是造成大革命后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错误的原因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中国与世界关联，没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则难以适应形势和实践发展的需要。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此后，全党学习理论的任务被提上实践议程。1940年 12月底，毛泽东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时指出:“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由此，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学习方法直接关系学习效果，得其法者事半功倍，不得其法者事倍功半。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历史地位，在此基础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要义。1941年4月，张闻天为纪念“五五学习节”发表题为《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的文章，指出“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知识最高的发展”。从人类知识发展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价，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涉及众多领域，涵盖不同学科，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求具备相关知识储备和素养。在张闻天看来,“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有很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马列主义者，是不可能的”。只有具备相应的知识素养，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要义，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学习马克思主义，需要独立阅读、深入思考。张闻天认为，学习马列主义要养成独立阅读的习惯，“光是到大课堂上、讲演会上、研究会上去随便听听，自己不去研究，是很少用处的。听讲、参加研究会只是为了启发自己研究，而不就等于研究”。由此可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张将主要学习时间放在自己阅读、自己研究上，特别是对原著的阅读、研究上，以便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将学习的方法概括为“挤”和“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中国本来把读书就叫攻书，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攻之。这是处理学习和工作关系的有效之道。

阅读数量与对马克思主义掌握程度密切相关，没有一定数量的文本阅读，难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全面系统的掌握。1942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并且要求会后党员干部立即组织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1943年3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再次强调：“中央直属干部要进行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著作四十本。” 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向全党重点推荐《共产党宣言》等五本书。如此，党既对党员干部的阅读数量作出了规定，也明确了学习重点，有利于提升阅读、学习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党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学习马克思主义，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成中文。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 120周年纪念日，马克思列宁学院(以下简称马列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院长为张闻天。马列学院下设两个部，一个是干部培训部，另一个是编译部。编译部专门负责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工作，由张闻天兼任主任。马列学院编译部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②。1938-1942年，延安解放社以“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供了经典文本。1942年9月，毛泽东致信何凯丰提出:“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 尽管这一设想由于多方面原因未能成为现实，但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工作的重视。1943年5月，中央就翻译工作专门作出决定，强调“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这一决定，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博古根据俄文重新译校的《共产党宣言》，比成仿吾、徐冰的译本多了一篇俄文版序言。博古译校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流行的版本，被列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

▲：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依据。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做了哪些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党深化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并强调开展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以深化对中国国情、具体实际的认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革命面临的最大实际。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步骤、前途等问题由此决定。1938年3月，毛泽东在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时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中国共产党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提到本质规律的高度来把握，并以此作为观察、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依据，不断深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党员干部中真正懂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人较少，近百年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还没有人动手去研究。针对这一情况，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党有组织开展近百年中国历史的研究，为的是总结历史经验，深化对中国国情、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

为深入了解中国具体实际的情形，抗日战争时期，党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于中国实际的调查和研究，要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统一起来，必须加强调查研究。1940年8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发布，要求中央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为推进调查研究的实施，1941年7月，延安的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在出席成立大会时，要求大家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1941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发布，要求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前后两个决定的颁布，推动了调查研究的制度化，也为调查研究的实施提供了组织保障。

除设立调查研究机构，毛泽东、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基于自身调查研究的实践，提出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以指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1941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共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倡导“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强调调查“是长期的”，阐释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如“先分析后综合”“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 等。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发布，要求各部门对本部门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包括具体材料的搜集、研究与总结，中央重要文件或有关材料的仔细研究，同本部门工作直接相关的马列主义理论及其他各种理论的研究和批判。这是党中央对调查研究方法的指引。1942 年年初，为响应党中央整风的号召，张闻天率领调查团赴陕北、晋西北农村进行调查，对农村发展实际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1943年，调研归来后，张闻天将自己一年多的调查工作体会写成了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在这篇报告中，张闻天对开展调查研究的意义、对象、方法等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强调“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抗日战争时期调查研究的广泛开展，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深刻把握和科学运用“第一个结合”，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其中有什么科学的方法论值得我们汲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思考和回答。一方面，党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为目的，主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找出其中的发展规律。揭示规律是理论成熟的表现，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需要回答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要善于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1938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指出，学校以外是一个大学校，那里的东西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学校学习是第一章，出去以后是大规模的学习，要不断地学下去，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这里所说的学习，包括向人民群众学习。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结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作用。他指出，忠于无产阶级事业，要“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这实际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实践是理论之源，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源泉。

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化。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方式决定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只有适应人民文化水平、接受能力、审美层次、表达方式的理论，才能走进群众心中，为群众接受和认可，从而发挥理论武装群众、指导群众实践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理论创造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目的在于创造，即“拿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创造出理论来”,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毛泽东在阐释中共党史研究方法时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里所说的“新的东西”就是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和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证明了“第一个结合”的科学性。1943年10月，《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这个讲话的通知，将这一讲话称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这既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高度评价，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认可和推崇。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些评价，凸显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认识的发端

▲：我们都知道,“两个结合”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已经开始了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考？有无具体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雏形已经显现出来。

如果要追溯“两个结合”的源头，可初定为194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中央在该决定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里蕴含“两个结合”的表达，是“两个结合”的发端。虽然“中国革命实践”不同于中国具体实际，但它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方面;“中国文化”不等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它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既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构成要素，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的基础，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没有中国历史，就无法生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认识的深化，重要表现之一是强调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是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任务，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明确表示:“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自觉担负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将自身界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毛泽东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而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毛泽东在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态度的同时，阐明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历史遗产”。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赋予传统表法新的内涵，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如毛泽东赋予中国古代治学方法“实事求是”新的内涵，使其成为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典型的在“承继遗产”的过程中将其转化为“方法”。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借助传统表达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到“党八股”“语言无味”的现象时，强调“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使我们的语言既丰富又生动。在读苏联学者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毛泽东借用中国古代成语、典故、民谚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比如，他用“路遥知马力”来解释质和量的关系，认为“马力是质，路遥是量”；为阐明量变引起质变，写下“人多成王”,“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的批注;在诠释对立面相互渗透、相互转变的属性时，引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展陈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路径。

四、抗日战争时期党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认识的原因

▲：我们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认识，其动因是什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认识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积累。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报告，指出:“我们党奋斗了十七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经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理论创新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面向。随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日渐积累和丰富。

二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共产国际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具体指导和帮助，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空间。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共产国际的解散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空间，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思想趋向成熟，并被写入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三是抗日战争的现实需求。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民主政治发展、生产力发展、国家工业化、科学技术发展和文化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增长点。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认识。“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正好适合抗日战争的需要。1938年1月，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需要中国化的军事理论作指导，由此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成为必要和可能。同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既合作又斗争，对国民党斗争的需要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认识。1941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发布，强调“要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努力（尤其是宣传工作干部）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努力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真正在我们宣传战上做到使‘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对国民党宣传战的需要，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认识，为新时代提出“两个结合”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方法论的维度审视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有利于拓展研究视域，更新研究思路，收获新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