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和俄国的实际情况，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反复的说明和论证。在1905年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发展了民主革命理论，建构了“一般民主革命”和“彻底民主革命”的两重意境。前者为工人阶级和一切反专制制度者共同进行的“全民性”民主革命；后者则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实行的民主革命，具体表现为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列宁对民主革命理论设想的演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指明了道路，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列宁；民主革命；俄国革命；政治自由；
列宁有关俄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在1905年俄国革命进程中趋于成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列宁曾指出，“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1]7其原因既包括对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反思，也包括对革命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有学者甚至主张将1905年的俄国革命称为“第一次社会主义政党特异领导的俄国民主革命”[2]“俄国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特异民主革命”[3]等，以凸显1905年俄国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性、独特性、重要性。1905年的俄国革命兼具这些极具研究价值的属性，所以学界极为关注。围绕列宁民主革命思想中的领导权问题、政权设想问题，列宁民主革命思想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创新发展问题、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等，学界均有不少深入具体的研究成果，但在对该理论建构发展的具体细节上，既有研究仍显不足，甚至严重制约了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建构和相关纷争的根源性认知。实际上，在指导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深入考察俄国国情的基础上，坚持主张先进行民主革命，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理论，提出了“彻底民主革命”的构思，创造了民主革命的两重意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基本构想。1897年，列宁被流放西伯利亚时，便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进行了系统思考，撰写了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小册子。列宁在文中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具有“两种具体表现”：“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和“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4]4311905年10月，列宁更具体描绘了革命进程的蓝图。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者肩负着在现在和未来进行两种性质、目的、参与的社会成分截然不同的战争的使命：目前全体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未来“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5]284-285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和将来革命的循序渐进和各有其责，被列宁视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始终承认”的“两条基本原理”，“谁背弃这些基本原理，谁就是背弃社会民主党”。[6]238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开始衰落，“社会主义已经临近”，所以并未区分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也并未区分“最低纲领跟最高纲领”。[7]229无产阶级政党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列宁却要求社会民主党先进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民主革命，难免遭到质疑。为此，列宁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和俄国国情，对其主张进行了深入、反复的说明和论证。
1899年底，列宁在文章中指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斗争”，工人阶级“才能建立 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组织”。[6]2201903年，列宁在《告贫苦农民》中强调，政治自由虽不能使劳动人民马上摆脱贫困，但却是工人“同贫困作斗争的武器”。所以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要争取政治自由，“以便广泛地公开地把全俄工人联合起来”，“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8]113,118-1191905年6月，列宁对政治自由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进行了系统阐述：“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力有高度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有高度的组织性。”而没有政治自由，既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也不可能有广泛的、公开的和自由的阶级斗争，更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教育、政治培养和团结”。[7]258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俄国国情具有其特殊性，即特别专制和特别落后，在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具备的政治自由在俄国并不存在。人民仍是“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治奴隶”，“沙皇拥有独揽的、无限的、专制的权力”，[8]115这一特殊性构成俄国必须先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1896年，列宁在彼得堡狱中所拟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指出，其他国家工人能够通过联合逼迫资本家让步，进而影响国家法令，而“俄国（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也只有俄国）”却由于“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平民百姓权利受到的侵犯“达到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几乎都不可能有的地步”。俄国政府“完全不受限制”，“凌驾于一切等级和阶级之上”，[4]83所以列宁在党纲草案中明确规定，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4]70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列宁具体将英国与俄国进行对比，认为尽管官僚机关在不同国家均存在，但英国人民“对行政机关实行强有力的监督”，而俄国人民“在官吏面前完全无权，特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4]439在1899年为《工人报》所写的文章中，列宁也指出，如果俄国工人不能像“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工人一样享有集会、结社、办报纸等权利，“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6]162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是“为推翻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9]112而俄国极端专制，人民毫无政治自由可言。所以列宁反复强调，争取政治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最迫切任务”。[6]156,335列宁甚至将当时俄国的时代称为“政治奴役的时代”“政治自由以前的时代”，[10]310凸显了政治自由在俄国现实中的极端缺乏，也反映出政治自由是俄国当时革命的首要目标和未来革命的必要条件。
不过，“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也就必然“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5]284所以政治自由作为民主运动争取的目标，虽然是工人联合的前提，但更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契机，“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11]258“首先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12]63这也是应否支持民主运动成为社会主义者争论乃至分化的焦点问题的根源所在。对此，列宁既反复强调“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5]95又具体解释“在政治要求方面，工人民主并不是在原则上而只是在程度上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所区别”；[10]251既坚决批判“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5]12又坚持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以政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为理由而放弃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7]25
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有高度组织性，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工人阶级高度组织性依赖于推翻专制制度并取得政治自由，推翻专制制度并争取政治自由则依赖于民主革命的进行。此一逻辑，构成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基本设想，决定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历程、革命任务、革命目标。
二、“一般民主革命”
列宁能够成为当时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根据实际情况丰富、发展、完善其理论和主张，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尽管列宁十分确定俄国革命必须走先进行民主革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他对民主革命的具体设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俄国情况变化不断调整适应。
虽然并非泾渭分明，但大致以1905年为界，列宁话语中的俄国民主革命具有“一般民主革命”和“特殊民主革命”两种形式。二者最显著的差别表现在革命盟友或者说革命动力并不相同，革命程度彻底与否，除此之外，后者更有替代前者的总体理论架构。一般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即“民主分子”进行民主革命，也即列宁所谓的“全民的革命”，此种形式是以无产阶级立场根据马克思主义借鉴西方民主革命一般经验得出的。特殊民主革命则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实行的彻底民主革命，也即农民革命、土地革命。
1905年之前，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进行理论探讨时，对革命力量及其同盟者的论述主要依据“《共产党宣言》中所叙述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即支持进步阶级反对反动阶级，支持同盟者反对“特定的敌人”。[4]436就俄国而言，特定的敌人即俄国专制制度。为了团结一切持反政府反专制态度的群体，列宁划定的同盟者非常抽象，囊括群体极为广泛，只要对当时专制制度不满即可，无论阶级阶层。
1894年，列宁在批判《俄国财富》杂志发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时便宣称，俄国工人将会“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11]264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列宁除了对俄国革命历程提出宏观构想，还具体阐述了当前革命策略：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切反对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反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阶级、反对一切阻碍竞争自由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残余的社会运动”，[4]70所以，“所有反对专制政府无限权力的社会阶层都是工人的同盟者”。[4]91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列宁对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主义斗争、民主主义斗争任务中的区别进行了说明，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为：在社会主义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至多“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斗争中，“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具体包括“资产阶级、有教养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受专制制度迫害的民族或宗教和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4]435-436随后，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再次强调，在民主主义政治斗争中，“比较正直的知识界人士”，“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农”等，都会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6]163
为了向俄国社会表明态度，争取支持，扩大影响，1900年3月底，列宁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中称，俄国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将“争取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正直的人，不管他们持有什么观点，属于什么阶级”。[6]2908月、11月，列宁又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等文章中重复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主义斗争中以是否反对现存专制制度判断敌我的原则性立场，并呼吁团结“一切民主分子”，争取“一切生气勃勃和正直的人”。[6]318,3381901年，列宁更清楚地指出，应当支持所有反对专制制度的立场，“不管它是由于什么原因和在哪一个社会阶层中表现出来的”。[12]63
为了集中力量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列宁极力呼吁团结一切有着相同诉求的“民主分子”。又由于极端专制制度下民主要求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列宁经常使用超阶级的概念，目的自然是为了避免民主力量的分化。“正直的人”“进步分子”等说法其实尚有所妥协，“全民”概念更能反映这一意图。
1902年2—3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称，俄国正处在“全民性的民主运动前夕”。[10]3051903年3月，列宁在阐述农民革命的步骤和动力等问题时也称，“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要求有进行斗争、进行整个工人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广泛的、全民的大斗争的充分自由”。[8]165甚至直到1905年后，列宁在理论阐述上仍不乏将民主革命视为全民革命的表述。如在1905年7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小册子中，列宁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应当是“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来为充分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奋斗！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来为社会主义奋斗！”[5]9710月，在《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中，列宁则对民主革命为何是“全民的革命”作出了解释：“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也就“不可能不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5]284既然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民主革命自然应是全体人民共同的革命。
三、“彻底民主革命”
尽管列宁一直“十分重视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革命政党、民主党派的联合与合作”，[13]69但这种无产阶级与抽象对象的合作，尤其是与群众、人民、全民的合作，主要指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革命，而并非列宁坚持的“彻底”民主革命。不仅如此，对于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列宁其实一直持怀疑态度。
1897年底，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虽提出资产阶级、一切有教养的阶级、受专制制度压迫的分子均会在民主革命中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但同时也分析了资产阶级具有的反动性和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前者“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后者“会折服于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4]438考虑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具有的潜在反动性、妥协性，列宁对革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阶级力量的分化组合十分清楚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列宁便提醒工人阶级，“必须记住：有产阶级只能是他们暂时的同盟者，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4]921902年2月，列宁阐述了对待其他党派的原则：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善于在任何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10]252
1905年，国内各地兴起的罢工和斗争逐渐酿成俄国民主革命的爆发。[2]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始终坚持“严格地区别本质不同”的各革命阶段，“冷静地探讨这些阶段到来的条件”的列宁，[9]112对俄国民主革命的构想进行了很大调整，形成了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也不同于欧洲民主革命实践的“特别”民主革命形式。1931年，米夫在《中国问题》杂志上便称，“布尔什维克认为1905年革命同一般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许多区别”，“是非一般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4]341这一“非一般型”的民主革命，是列宁为探索如何彻底进行民主革命，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而提出的，故暂名之为“彻底民主革命”。
1904年11月，列宁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呼吁“必须支持任何（也包括资产阶级的）坚持民主主义的民主派”。[9]69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施压，俄国政府由“血腥的镇压政策”转向“经济上的让步”，[9]186政治上则放开了“几乎完全为资产阶级所享有”[7]141的一定的政治自由。在此前提下，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开始动摇，革命力量内部的矛盾渐趋激烈。1905年1月，列宁撰文指出，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同时又永远是一个新问题”，老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便已阐明，新则是因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步，都会导致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不同流派“发生特别的、独特的结合”，并且“这个老问题目前在我们俄国也已成为特别新的问题”。[9]165
随后，列宁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及资产阶级态度转变导致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态度转变的问题，表明了他对形势发展的审慎思考。列宁认为，不仅俄国的资产阶级，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开始懂得战争和革命的联系，开始害怕节节胜利的反对沙皇制度的真正人民的运动”，[9]354-355“不分民族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联盟”已经形成并正在投机以求平息俄国革命。[9]360为此，俄国资产阶级一方面“正在竭力使工人运动完全受自己支配”，[9]321另一方面“主张在人民和国王之间搞‘调和’”，“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了“妥协、买卖和渔利政策”的“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7]2511905年6月，列宁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中断定，民主派资产阶级中“最先进、最有教养、最少直接屈从于资本”的代表人物，也已“掉在革命的后面当尾巴”。[7]261在《无产者报》上，列宁更接连发表《资产阶级背叛的头几步》《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资产阶级向专制制度讨价还价，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讨价还价》等见题明义的文章，强烈谴责整体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出卖“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与政府媾和的妥协、背叛行径。[7]283
在资产阶级逐渐动摇、背离的同时，俄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逐渐反动和农民革命的此起彼伏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印证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后者为列宁进一步探索俄国民主革命道路提供了思路。在此基础上，列宁断言：“革命的农民”开始成为城市工人运动的“新的同盟者”，[9]324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把“土地纲领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9]339
1905年10月，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中的有关论述大致体现了他有关民主革命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原因。列宁称，在反对专制制度中，“似乎是统一的、完整的社会”，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鸿沟已经永远地分裂了”，业主、富人与工人、无产者、劳动者形成了“两个民族”。[5]284由之前反专制的统一社会到现在分裂为“两个民族”，正对应列宁话语中1905年前俄国社会反专制求自由的普遍趋向和革命风潮激荡下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革命的逐渐背离。如何积聚革命力量，推动民主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成为列宁思考的新问题。
1905年4月，列宁在与马尔丁诺夫等人关于时事问题的论战中，将民主革命的胜利、临时政府政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结合了起来。列宁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争取共和国斗争的胜利是“毫无希望的”，[7]23要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临时政府“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7]27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推动民主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成为列宁此时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构想。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资产阶级“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由于生活条件却“必须要这样做”。[7]131会议通过的《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案》也要求促使农民将“民主主义要求坚持到底”。[7]152随后，列宁又在《胜利的革命》一文中具体列举了革命力量的阶级内容和革命彻底胜利的条件：“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和农民”“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7]214在会后所撰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列宁对资产阶级、农民在蓬勃发展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作了盖棺论定式的总结：“资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农民却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5]82且“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下的政治自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5]95
无产阶级同农民一起，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成为列宁对民主革命新的根本主张。“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被列宁视为“无产阶级的主要政治任务，无产阶级一切工作的纲，无产阶级的整个有组织的阶级活动的灵魂”。[15]1971906年5月，列宁虽然在文章中依然赞同“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无产阶级就不能完成革命”的观点，但却将资产阶级民主派分为立宪民主党民主派和农民民主派，并认为只能同农民民主派、农民群众一起行动。除开农民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被列宁置于民主革命的对立面，农民“已经成为工人在革命中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同盟者”。[16]100
以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唯一同盟者为基础，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起因、动力、任务、形式、目标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重新诠释，农民革命开始成为俄国彻底民主革命的真正乃至唯一内涵。列宁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因，“决不是业主和工人的对立，而是农民和地主的对立”，[17]52因此，列宁驳斥了资产阶级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完成”的“孟什维克”观点，认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讲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解放运动”，其动力“可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17]171由于“土地问题是最使农民群众激动的问题”，[16]100农民的“革命情感”“本能的、原始的民主主义不可能不表现为要取得地主的土地”，[9]340所以“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18]387与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任务相伴随的，是土地革命的基本形式。列宁明确指出，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18]392民主主义斗争又被列宁称为“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15]91列宁深刻指出，民主革命的基本目标——政治自由，在此与农民的需求合二为一，因此“争取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地消灭地主（农奴主）土地占有制”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当前的主要任务”，[17]170“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成为“完全的民主革命”的标志。[5]120列宁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构想，具体发展为“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政党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5]224“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苦农民即同农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成了“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19]312至此，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地位完全被农民取代，农民革命、土地革命成为彻底民主革命的唯一形式。
四、民主革命两重意境的重要意义
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列宁民主革命理论呈现由“一般民主革命”向“彻底民主革命”的演进，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而言，还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角度来看，抑或对中国革命来说，其意义均非同寻常。
（一）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民主革命催生资产阶级政权，既是西方革命的实践经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论点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取得了崭新的意义”。[20]93“彻底民主革命”意味着在必要条件下，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然后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和之后建设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原则。“彻底民主革命”所蕴含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特殊关系，是列宁民主革命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也是列宁极为重视的一点，被其视为俄国突破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原因之一。列宁后来不止一次总结俄国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原因时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21]355-356这可视为俄国突破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根本上看，无产阶级以农民为同盟者进行民主革命相较于以资产阶级为同盟者具有天然优势：既能推翻地主和大土地占有制，也能避免资产阶级掌握主动性和领导权，在革命前景上能够顺利地由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关于“彻底民主革命”的理论设想，为农业经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道路选择，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二）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列宁的理论建构和俄国革命实践证明，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领导农民进行彻底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然后再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可能走向“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22]38以此为基础，共产国际成立后，列宁制定了共产国际指导落后国家革命运动的理论，即民族殖民地理论。这一理论形成于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在其中规定，共产国际应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并特别援助以反封建、反地主的农民运动为主要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1]167尽管列宁使用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说法，但实际上专指农民。列宁起草好《提纲初稿》后，曾寄给斯大林、契切林等人征求意见，并在回应契切林时明确声称，“我的提纲更强调同农民的联盟（而这并不完全=资产阶级）”。[23]108名虽称“资产阶级民主派”，本质上指向农民，意味着列宁的真正意图是以共产国际这一国际工人政党与落后国家农民相结合，实行“彻底民主革命”。其实，列宁的《提纲初稿》中便有“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的说法。[1]167列宁关于依靠工农联盟进行“彻底民主革命”的理论主张，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前途提供了方向，指导了广大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也促进了共产国际对东方的关注。
（三）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列宁在不同情况下对民主革命具体设想呈现一般和特殊之别，但在何种情况下需要进行策略转变难以具体规定而只能因势而异，这就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中共造成了很大影响。在实践上，大革命时期中共、联共（布）在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之间的摇摆不定，本质上可视为在“一般民主革命”和“彻底民主革命”，即在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犹豫不决。在理论上，忽视农民革命是彻底民主革命的本质和唯一形式，自然容易产生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的观念。忽视中国革命多阶级统一战线非工农同盟的现实，又易形成革命领导权自然归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因为农民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前者对列宁理论的理解偏误导致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后者对现实的认识不清形成了彭述之的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理论进行重新诠释，其基本理论依据便是列宁有关彻底民主革命的构想。如布哈林在大会发言中指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既反封建军阀，又反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同盟者”，革命任务是土地革命，政权形式是“工农专政”等。[24]234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反复强调革命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且无产阶级领导权能在这一革命阶段建立起来，也只有实现“工农民权独裁”才能完成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任务，才能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出发点”。[25]855中共六大对革命理论的重新阐释，可视为列宁民主革命理论两重意境在中共主导理论中完成交替。此外，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反对派、中共彼此及其内部争论最多的问题便是农民问题，更具体的即富农问题，各方纷纷从列宁话语中寻找理论支撑。著名的《六月来信》要求反对富农，根本理论立足点是“列宁从来没有说过联合富农”，“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联合富农是不对的”。[26]692从列宁革命理论的循序渐进和革命盟友的因时而异来看，这一说法显然过于绝对。[27]实际上，列宁民主革命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对之进行脱离两国国情、脱离具体时期具体情况而断章取义的解读，正是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针锋相对论战不绝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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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9] 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0] 苏联共产党历史：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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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2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2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2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27] 罗重一，张楠.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前后的富农政策[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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