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之所以能从一篇悼念讲话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基本前提是文本书写彰显时代要义、文本内容蕴含经典属性、文本作者具有权威身份、文本学习因应多重诉求，核心方式是将文本写入党的纲领路线、融入党政教育系统、纳入国民教育序列、嵌入公共生活领域。借此过程，不仅文本自身的价值意涵得以深度传播，而且形塑了党的执政理念、建构了党的政治形象、推进了党的理论建设，同时启迪着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经典化进路：一是要善于从权威作者处发现有价值的文本，二是要立足时代特征发掘文本的经典意义，三是要善于协同包括政治权力在内的多重因素，助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生成。

关键词：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文本；经典化；

严格意义上来讲，文本经典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或视角。仅就国内学术界而言，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此问题，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就文本经典化的研究轨迹来看，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聚集在文学领域，少数分布在哲学领域1。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经典化研究2,为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一般而论，“经典化”是文本知识再生产的有机过程，也是文本为历史赋值、为现实赋权、为未来赋能的价值依据和路径依赖。1944年毛泽东所作《为人民服务》一文，本是追悼张思德同志的一篇讲演稿，却在日后转化为党内经典“老三篇”文献之一。究其要义，既源于权威作者的书写和文本自身的经典属性，更因由不同政治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对表达革命原则、彰显执政理念、建构政党形象的多重诉求。综观学界关于《为人民服务》文本的研析，在文本的形成、流变以及经典文本地位的价值确认方面基本已达成共识，3但对其何以成为经典，即经典化的过程与方式、价值与启示的探讨则尚付阙如。为此，本文拟就该论题作一简要考察，据以管窥毛泽东文本经典化的脉络与逻辑，以期镜鉴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经典化实践。

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文本经典化的前提

经典文本的生成，往往是由多重因素共同推动而最后确立的。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文本在成为经典的过程中，既有主观因素作用，也有客观因素推动。整体考察这一过程，《为人民服务》先是因应了革命战争年代的需要，而后又成长为党的经典文献，作者的特殊身份、内容的经典属性、时代的发展要求、党内外的政治诉求均施于文本以多维影响，是“化”其成为经典的重要前提。

(一)文本书写彰显时代要义

每一个历史文本的产生，无不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社会议题密切相关。《为人民服务》文本源于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据叶子龙回忆：“胡乔木向毛泽东汇报其他工作时，提到张思德牺牲的事。毛泽东立刻说：‘应该早告诉我嘛，追悼会我要参加’。”4毛泽东如此郑重地参加一位普通战士的追悼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确是基于擘画中国革命现实的一种“深远的思考”5。对此，在客观史实与学界评论上已多有议处，即党的军队内部长期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且愈加严重，军民关系出现不和谐等现象(虽然这是局部的),损坏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6加之，陕甘宁边区缺衣少食的生活困境，使不少民众慢慢缺失革命斗志，思想上开始出现疑惑，对革命前途也感到迷茫。7且此时，延安整风运动正处于关键时期。毋庸讳言，大到一个国家小至一支队伍的瓦解，往往都是从思想崩溃开始的，上述民众思想中所反映的问题，显然已经高度关涉中国革命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不仅如此，国共两党关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特别是在思想宣传方面的争论与争夺在此阶段也愈演愈烈。8对此，中国共产党除了要揭露国民党剥削阶级表面上宣传服务人民、实质上固守阶级利益的虚伪面目外，还要全面阐释与国民党相区别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此时，《为人民服务》一文的出场，是民族战争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民族力量、反击国民党思想舆论的需要。而自进驻延安时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军民关系、党群关系、党际关系上出现的诸多问题，实已进行了政策调整，《为人民服务》一文的出现，成为此类政策持续贯彻的重要思想引领，也为中国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二)文本内容蕴含经典属性

经典的“本质说”认为，经典的意义是先定的，即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本身的经典属性。1944年成文的《为人民服务》,全文仅七百余字，可谓短小精悍，字字珠玑，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性、思想性和实践性等经典属性。具体而言，一是文本蕴含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诸多核心理论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在文中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9,“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0。这些论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宗旨观、群众观、生死观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的发展和中国化表述，为党的七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奠定了重要基础。二是文本富含辩证性思维，有助于运用矛盾的观点分析和解决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问题。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生死问题时，始终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从矛盾的普遍性来看，生命包括生、死两个方面，“生”即肯定，“死”即否定，否定是事物向前发展的必经环节和质的突破点。11借此分析，毛泽东充分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牺牲“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的肯定。三是文本饱含鲜明的实践指向。1943年1月7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讲，讲到了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他指出：“在我们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里，还有这样的极少数的官僚主义化了的分子，他们虽是出身于工农群众，虽然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12从《为人民服务》的成文背景来看，彼时根据地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党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该文除标题对“为人民服务”直接作出回应外，在只有27句话的篇章中，“人民”一词就出现了17次，这还未包括文中提及的“炊事员”“战士”“老百姓”等具有“人民”性质和身份的人，如此可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明确的实践指向。另外，对于党外人士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意见，毛泽东不仅认为“提得好”,且“采用了”13,说明党的平等观念不是停留在政策上，而是贯彻执行于整个革命过程。立足于经典的“本质说”以及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场域，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呈现了与现实相呼应的思想内容。此举既奠定了《为人民服务》日后成为经典的思想价值基础，也强化了时代特征与文本内容书写的互动关系。

(三)文本作者具有权威身份

领导者特质理论认为，领导者的品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14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就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生成的，同时也是被历史和人民选择并承认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有着非凡的领袖魅力和领导地位。根据1944年9月21日的《解放日报》报道，张思德同志追悼会到场者千余人，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联并作重要讲话，对为人民利益牺牲的意义阐述至详。对此，“与会者无不深感死者的光荣”15,而这种“光荣感”是“从经历着深刻危机的社会中产生出来的”16。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人，其权威作者身份实际赋予了《为人民服务》一文以独特的社会政治意涵。而另据考察，毛泽东在作演讲时，现场仅作记录的就有五人之多，其后李克农更是“立刻安排罗青长、许立群等人整理讲话稿”17,第一时间送交毛泽东亲自审阅，足见各方对该文本的重视程度。彼时，为普通战士开追悼会、党的最高领导人出席并发表长时间讲话，在党的历史上可谓首次。其后，毛泽东又在出席的活动中频繁述及该文本及其思想内容，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作为文本的作者暨“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号召者与倡导者，毛泽东发挥了主体性传播功能，不仅使“张思德同志的形象，高高地树立在人民的心中”,而且推动着为人民服务思想“犹如光芒四射的灯塔，把大家从悲痛中，引向崇高的精神境界”。18所以说，《为人民服务》之所以引起党内外高度关注，“与《毛泽东选集》的应运而生一样，是与毛泽东领导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分不开的”19。

(四)文本学习因应多重诉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部队中出现了“居功自满、麻痹松懈、轻敌、离队思想”,在党员干部的实际工作中，也由于经验不足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缺点与错误”,这使中共中央意识到确立“‘永远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思想”以及“使群众知道我们是为人民服务”何其重要。20同时，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毛泽东看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锻造是人形成一致观念和行动的前提，而“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及其军队的宗旨和革命指导原则，理应成为新时期新国民具备的精神品质。对此，党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中即提出“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通过教育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一项主要任务。21在此背景下，《为人民服务》被选入《毛泽东选集》,且为了引起各界重视，该文在被编入《毛泽东选集》前还曾在《人民日报》上刊载，并发行了单行本。中共中央此举，目的就是通过文本学习来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整党工作结束后，广大党员干部需要进一步巩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为人民服务》再次成为一项重要内容选择。对此，中共中央曾于1986年将“文革”时期体例杂乱无章、编辑支离破碎的毛泽东著作文本进行重修再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此举既为修复因“文革”而被肢解的毛泽东思想，又为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奠定了基础，《为人民服务》文本的经典地位也在此次订正过程中得以再度强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既已确定的发展目标，习近平强调“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22,并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习近平强调《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的理论名篇”,应当被“经常诵读”和“铭记”,23这无疑是对“为人民服务”理念最好的时代传承。《为人民服务》从一篇讲演稿到被编辑出版的事实说明，尽管时代不断变迁，但其价值理念始终契合社会发展需要，这是一个文本被选择以及文本思想被转化成执政理念、价值信仰和精神旗帜的根本原因。

《为人民服务》一文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而且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革命现实问题的思想产物，因其彰显时代要义、蕴含经典属性、作者身份权威、因应学习诉求，在党内外逐渐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理论地位，这些都为文本自身的知识再生产和经典化创设了重要前提。

二、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文本经典化的方式

文本具备了时代要义、权威作者、经典属性和学习诉求等要素，无疑获得了成为经典的重要前提，但要成为举世公认的经典、传世之作，还需要以因应时代要求和解答时代问题为基础，以政治的、教育的甚至是学术的手段为依据，深度作用于公共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这是文本经典化的基本脉络与路径，《为人民服务》的经典化过程亦是如此，并主要彰显在四个方面。

(一)写入党的纲领路线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就肩负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治使命。使命完成需要正确的纲领路线的指导，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神圣宗旨，正是党确证自身纲领正确性的根本保证。1945年，在客观形势有利于抗战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党得以擘画战后民主建国的蓝图。基于此，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通过分析人民战争的艰难困苦与论证结合广大人民的无限前途，郑重提出全党要“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24的路线。另外，根据田家英的记述，在1945年党章修改的过程中，刘少奇也曾指出自觉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对党章修订的重要指导意义。25不仅如此，党的七大更是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概括为党和军队的宗旨并写入党章，成为党的重要纲领性文献中的核心原则和内容。此中缘由，即是通过《为人民服务》文本内容在党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收效显著，引起党内的高度重视。这实则彰显了该文本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指导意义。

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又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26如此，“为人民服务”已由革命时期党和军队的宗旨和优良作风，成功转化为和平年代党实施治国理政的核心原则，有效实现了“为人民服务”价值规范的时代传承，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过程中得到系统践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全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为人民服务》等文列为增强为人民服务意识的重要阅读篇目。不仅如此，该决议同时还指出，新时期新型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7这是在治党治国和执政治政的基础上，将“为人民服务”价值规范向更广泛领域渗透的重要体现。如此一来，通过将文本思想写入党的纲领、写进党的章程、化作党的政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涵逐渐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政治意志，引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作为诠释中国共产党宗旨的经典名篇，《为人民服务》本身就是理念传播最好的载体。该文本在不同时期党的纲领路线制定过程中被运用和阐释，实则是为了推动党“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形成、传播和固化，使之成为巩固全党、团结全民族的思想武器。通过党重要领导人的政治讲话、中共中央文件的指示、政策文献的制定等形式将“为人民服务”思想上升为党的执政理念，以此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政权的认可和支持，进而推动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换言之，一定的理论、理想、信念等精神层面的因素被人接受和内化后，会激发人的无限潜力，形成人们创造的动力，继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人民服务》文本以领导人政治讲话为推力，以写入党的纲领路线为途径，通过系统总结和概括使得文本和思想一并进入党和国家的政策文献，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本经典化路径的一般规律，又彰显了党和国家执政理念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融入党政教育系统

党员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统一党内思想、加强组织建设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共产党内，率先意识到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稿具有重要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是参加追悼会并负责整理讲话稿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整理后的讲话稿最初刊发于中共中央警备团团报《战卫报》,后来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供全党全军学习。这是《为人民服务》经典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版本，也是其后来几经修改成为经典的参考蓝本。此后，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也强调，党员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28这说明，毛泽东已经充分认识到为人民服务意识之于党内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将为人民服务理念植入系列党员干部学习文本和学习活动之中。29由此可见，诞生于抗日战争决胜阶段的《为人民服务》文本，由于其最初的价值在于扭转党内同志关于革命人生观、价值观的错误看法，稳定党内外对于参加革命的疑虑情绪，尤其是从事后勤服务的人员，需要从张思德牺牲事件本身的性质出发，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如何革命才有意义，因此该文本最先是作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材料被用于党内教育，其经典化也即从党政教育系统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对党员干部“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的现象，毛泽东指出“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30为提振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为人民服务》成为学习的重要文本选择，而且部分党员干部在学习中尤为重视引用毛泽东在文中的经典论述。31此后，人民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先后出版了32开本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供城市中的一般干部和农村中的基层干部学习，32《为人民服务》也赫然在列。1965年，随着《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被定为“老三篇”,成为全体党员干部学习的必读内容，33这三篇文章由此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本的经典化之路。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出现了“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34,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对此，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要在党内深入进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35的思想教育，并要求结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开展学习，《为人民服务》再次成为全党学习的重要内容。

借由上述举措，《为人民服务》文本及其思想得以在党政教育系统中持续传扬，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扮演着党员干部教育“必读文献”的角色，深刻影响着党内政治生活和党的政治文化。也正是由于《为人民服务》文本在党政教育系统中的顺利传播以及文本内容的有效传输，该文本逐渐由毛泽东著作经典篇目发展为党内政治教育经典文献，既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经典政治文本的地位，又体现了其在党政教育方面的功用。

(三)纳入国民教育序列

众所周知，《为人民服务》从理论层面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深刻阐释具有重要的人生指南作用，构成国民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资源。1949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新式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并强调在教育实践中要以“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36此后，本着“以语文为工具，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37的教学目的，《为人民服务》被编入《九年一贯制试用课本全日制语文》。在1960年《中学课本政治常识》和1961年《中学课本道德品质教育》两种课本上，《为人民服务》也被选入，此举意在“把人物、事迹、道理结合起来，对青少年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38在高等教育领域，周恩来早在1950年就提出，中国的大学生要学习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并以其指导实践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391961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强调要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培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40的高等教育人才，《为人民服务》作为《毛泽东选集》的重要篇目，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必学的内容。

此外，即便是在科教文化遭遇极大破坏的“文革”期间，中共中央也曾专门发文要求各级学校须以《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为主要教材，作为一至六年级和毕业生的必学内容。41在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主的要求下，《为人民服务》作为教育教学内容继续进入中学课堂。在1970年至1971年间，上海书画社还专门编辑出版《为人民服务》大小楷字帖供学生学习使用，如此一来，《为人民服务》文本内容便从正式的课堂进入学生的日常学习，并对青年学生产生长久的、持续性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为人民服务》结束了“文革”期间不求质只求量的发行乱状和断章取义式的学习教育状况，以完整的内容编入大中小学的必修课本，开启了其在新时期的稳定传播和学习之路。然而，在国民教育领域推进《为人民服务》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由于该文本最先是以通讯报道的形式发表，即相当于一篇新闻报道，当时中共中央并未赋予其特定的政治意涵，因而其除了在党内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外，在抗战时期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大。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该文才被赋予正式的标题并被编入国民教育教材当中。随着教育教学的深入发展以及时代关于“为人民服务”与时俱进的解读，该文本成为国民教育系统中的经典篇目即为必然。

《为人民服务》被纳入国民教育序列的另一种表现为群众学习。比如，196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我们是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第1辑)》,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的体会》,陈北鸥编有《人民学习辞典》42以及被翻译成藏文、蒙古文、哈萨克文等供少数民族学习的文本，1968年德宏傣文版和西双版纳傣文版的《为人民服务》(实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书合订本)43等等。事实上，人民群众的阅读是《为人民服务》实现广泛传播最有效的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文本经典化的最终目的和“为人民服务”理念的最终归宿。《为人民服务》在新中国教育系统中的传播过程，不仅彰显了文本的核心理念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而且呈现出“政策引导—教育执行—意识形成”的逻辑理路，这无疑是契合政治文本经典化的要求和规律的。

(四)嵌入公共生活领域

党的执政理念的归宿是作为“隐性的社会控制”进入民众的思想，而“日常生活是民众最为密切的社会层面，意识形态越接近日常生活，越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44就《为人民服务》及其文本的价值意涵而言，将其纳入公共生活领域，尤为契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更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就其嵌入公共生活领域的具体表现看，主要反映在三个层面。一是确立为服务民众的政治口号和精神旗帜。1963年3月，在学习雷锋同志将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推动下，《为人民服务》学习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被不断推向高潮。45学习雷锋精神，特别是高扬“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由此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面光辉旗帜。二是设定为组织机构的服务宗旨和治政信条。1967年，根据汪东兴的提议，毛泽东同意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粉刷在新华门的影壁上，字体选用毛泽东曾经的题词。到1970年前后，中南海修缮处又给影壁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贴上金箔，以红底金字的形式呈现。此处，“为人民服务”作为标语出现在国家最高权力象征所在地中南海和新华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领导核心的使命意识，这也是随后全国各级各类组织机构“为人民服务”理念和标语设立的重要依据。三是塑造为社会各界的价值信仰和精神品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引领全社会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内容，一个客观的效果就是成功地将“为人民服务”理念内化为社会群体的信仰，外化为服务人民和建设国家的行动。在此过程中，“为人民服务”不仅成为党员干部的高尚品质，而且成为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道德规范，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思想引领作用。

诚然，除上述四种方式外，与文本相关的纪念活动、学术研究和海外译介等方式，也是《为人民服务》走向经典化的重要路径。举其典型，在1964年《为人民服务》发表20周年之际，学术界就陆续发表纪念性文章二百余篇，并出版《学习〈为人民服务〉》等相关读本，在深化文本内容研究的同时，也厚植了文本思想内容的底蕴。改革开放以来，在1994年、2004年和2014年，学术界还分别召开了三次纪念性学术会议，同样产生了大量成果。46如此种种，均有助于强化《为人民服务》的经典地位。另外，《为人民服务》一文先是通过《解放日报》在延安传播，而后由《新华日报》转载并通过外国记者转至国际刊物，47形成了一条“延安—全国—国际”的传播路径。1946年，美国《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对延安进行实地采访后曾说道：“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48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人民服务》发展处于鼎盛阶段，主要归因于《毛泽东选集》在国内外的出版发行，除汉文外，《为人民服务》还被译成67种文字，出版近千种版本，并在54个国家或地区传播。491970年前后，诸如乌拉圭进步杂志《为人民服务》、多米尼加《为人民服务报》等外国杂志在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实际上也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加强了《为人民服务》文本的影响力。1983—1986年，日本苍苍社对1970—1972年《毛泽东集》中文10卷本进行修订再版，并与《毛泽东集补卷》配齐，形成国外汇集毛泽东建国前文献资料的20卷权威版本；50而作为毛泽东著作中的名篇，《为人民服务》一文则通过海外译介这一途径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影响。

基于上述形式的推介，中国共产党推动了《为人民服务》文本在不同领域的发展，不仅实现了由党政教育系统向国民教育系统深入传播，而且在形成党的纲领路线的过程中上升为党和国家意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提供理念支撑、理论指导和经验镜鉴。客观而言，该文本中“为人民服务”核心思想最终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原则，与《为人民服务》文本自上而下推动经典化，并使之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无关系。这样的文本经典化推动方式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党和国家的“服务”,而是形成一种主动接受党和国家“服务”的主人翁意识。综上所述，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传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鼎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稳定发展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为人民服务》文本的经典化过程，实际上是在多重社会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版本修订和编纂、文本内容传播和学习、文本思想凝练和传输，直至“为人民服务”深入人心的过程。

三、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文本经典化的价值

从整体上看，《为人民服务》文本经典化的过程，是以一定的文本要素为前提，以特定的社会政治因素为肇因，由此构成党的政治文化现象的独特镜像，并彰显出非同一般的政治文化价值。

(一)有助于形塑党的执政理念

执政理念在党的执政活动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起着总揽全局的作用，它不仅内化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外化于党的治国理政活动中。《为人民服务》关于党的性质、宗旨、立场的阐释与表达，使得党的执政理念在文本经典化过程中得到了充分释放和社会化传播。如前所述，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曾趁着《为人民服务》发表后的影响，依据文本的核心理念，在党的七大上首先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党和军队的唯一宗旨。51而后，他又在出席各种重要活动时频繁述及“为人民服务”理念，强调它是党在解放区执政的理念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借助“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沟通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动员社会各群体均应该“愿为人民服务”52。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也多次借助《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阐释党的宗旨，表达中国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就是为人民服务，“是受人民的委托为人民谋利益的”53,据以强调党的性质，并借此巩固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修复十年“文革”对党的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对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进行了极大丰富。这既是因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继续作为党的执政理念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总体说来，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是党的执政宗旨和指导思想，是执政价值的目标规制，也是党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遵循着的普遍的执政规律。党在不同时期推进《为人民服务》文本的经典化，有助于强化党执政为民的思想，有益于彰显党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民本位特质。

(二)有助于建构党的政治形象

格雷厄姆·沃拉斯认为，政党形象是政党被爱和被信任的永久性的东西。54《为人民服务》文本经典化的过程，实际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为人民服务”大众化的过程，同时更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形象建构的过程。革命战争时期复杂的党内外环境，要求全党从唯物史观出发，建构自身最具革命性和人民性的政党形象，消解国民党所鼓噪的“为民服务”的舆论影响。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更是扩大了党的政治形象的传播范围。这一政党形象的建构，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精神旗帜和思想动力，而且有助于缓解由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影响而导致的党群关系紧张等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为人民服务”意识减退的危险，以及改革开放后多元文化思潮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带来的挑战，党亟需借用真实的、具体的为人民服务典型范例来消解中国社会发展难题。对此，邓小平曾提出要“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55的精神，中共中央也指示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秉持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的宗旨和原则，并以此指导制定和执行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56回溯党的历史，全党上下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历程，既历史地建构了党的形象，又根据时代需要深化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意涵。考察《为人民服务》文本的经典化历程可知，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个充满人民情怀、“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57的政党。这一光辉形象的建构，是党始终能够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并取得系列成就的秘诀。

(三)有助于推进党的理论建设

如前所述，《为人民服务》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与其自身的经典特质有密切关系，特别是蕴含了党在执政兴国中所需要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资源。然而，任何文本成为经典的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具有“文学场外的意义”58。考察《为人民服务》经典化的过程可以发现，这一过程和结果其实有着内在规定性。首先，文本经典化需要客观因素推动。诚如革命战争的需要呼唤着经典文本的出现，也即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课题造就了《为人民服务》的出场，并要求其内容具有科学性、现实性、针对性，借此方能陶冶情操、砥砺品格和指导实践，释放经典文本的价值功用。其次，文本经典化需要善用社会政治手段。从该文本被写入党的重要纲领路线、进入党政干部和国民教育系统以及在公共领域中普及化的过程来看，政治权力的介入是最主要的因素。基于服务现实的需要，党和国家通过上述渠道强化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政治意旨，并有针对性地施以舆论宣传、教育活动和政策设计，将《为人民服务》文本的核心内容高度理念化和政治实践化，这正是它能够影响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关键所在。最后，文本经典化离不开各个时代的不断赋值。除了学术界对文本本身的深入解读、阐释和评点等常规路径外，日常生活领域不断涌现的时代楷模和英雄人物，也时刻在身体力行地诠释着“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价值与时代意蕴。上述诸举，看似是推进文本经典化的经验路径，其实更是推动党的理论建设的系统化进路，两者相互为用，共同推动着党的建设不断走向科学化。

言及至此，或可以总结《为人民服务》经典化的脉络与逻辑。概括而言，它实际遵循着“现实推动—文本选择—党政引导—群体学习—把握精髓—形成系统”的逻辑理路。在此过程中，现实要求和文本特质均系经典化的前提，而党、国家和社会力量在此前提之下的联动与互动，则是不断形塑路径和型构体系的关键，并最终创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本经典化范式。

整体考量与毛泽东文本经典化相关的史事可以发现，这一过程其实最早始于延安时期。当然，经典化的对象或选择远不止于《为人民服务》这一单个文本。延安时期，毛泽东文本越来越被党内外重视并加以推介，与其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有关，而文本自身的经典属性以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现实需要，无疑是其不断被推向经典化的关键所在。这一文本“旅行”告诉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经典化的基本取径是要善于从权威作者处发现有价值的文本，善于从时代发展需要去发掘重要文本的经典意义，善于协同包括政治权力在内的多重因素，助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生成。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曾指出，我们要“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59。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党和国家面临着重大风险和挑战，改革发展也面临着重大矛盾和阻力，如欲克服困难并实现持续发展，务必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就提出了持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本经典化的必然要求。以史鉴今，从《为人民服务》经典化的经验事实中，我们应当能够获得一定的历史启迪。

注释

1陈来：《中国文化早期经典的形成——春秋时代经典化现象研究》,《哲学评论》2001年第1期；王中江：《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2李维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化过程研究(1942—1976)》,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7;王海光：《〈论十大关系〉文本的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刘雨亭：《阅读与革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典化的发生》,《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许冲：《毛泽东阅读经典文本的策略——以读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毛泽东研究》2022年第3期。

3(1)张治银:《〈为人民服务〉文本考》,《出版发行研究》2014年第5期;蒋旭东:《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4(2)《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80页。

5(3)陈惠方、廖可铎:《张思德传》,解放军出版社,2004,第308页。

6(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出版社不详,1979,第141页。

7(5)房成祥、黄兆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268页。

8(6)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120、175、1036页。

9(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04页。

10(8)同上书,第1005页。

11(9)杨金华、耿文秀:《〈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哲学解读及其现代价值》,《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年第5期。

12(10)《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第287页。

13(11)同书,第1004页。

14(12)孙健主编《领导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第41页。

15(13)《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亲致哀悼“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解放日报》1944年9月21日,第1版。

16(14)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刘李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295页。

17(15)杨金华、耿文秀:《〈为人民服务〉版本考证及其评介》,《出版发行研究》2020年第3期。

18(16)竞鸿、吴华:《毛泽东生平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603页。

19(17)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海出版社,2012,第4页。

20(1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册,人民出版社,2013,第116页;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3,第42-43页。

21(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出版社,1952,第15页。

22(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309页。

23(21)牛先锋、杨磊:《人民至上:从〈共产党宣言〉到〈为人民服务〉》,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第211页。

24(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140页。

25(23)田家英:《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作风》,《学习》1950年第2卷第1期。

26(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6页。

27(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第829页。

28(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665页。

29(27)1946年发行《资料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一书,当中收录24篇文章,包括毛泽东《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张鼎丞《永远做人民最好的勤务员》、刘子久《为了谁?对谁负责?》等文章;1947年发行《怎样向韬奋学习》一书,要求党员干部学习邹韬奋“永远立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面对着现实”,“只问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公意,不知自己一身的利害”的为人民服务精神;1948年张如心等在其专著《毛泽东思想方法论》一书中指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应该牢固确立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人民观”,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给老百姓当勤务员”等。参见《资料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华中新华书店盐阜分店,1946;韬奋出版社编《怎样向韬奋学习》,韬奋出版社,1947,第8页;张如心等:《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原野出版社,1948,第7-8页。

30(2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84-285页。

31(29)马凌云、郭城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第7页。

32(30)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64—1966)》第13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第146页。

33(31)贺斌主编《黄土文化系列丛书红色沃土》第3卷,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第169页。

34(32)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第91页。

35(33)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82,第69页。

36(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87页。

37(35)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教育改革小组编《九年一贯制试用课本全日制语文》第9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前言页。

38(36)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中学课本政治常识》第1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中学课本道德品质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前言页。

39(37)同书,第272页。

40(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581页。

41(39)李庆山主编《新中国百姓生活60年》上册,人民出版社,2009,第327页。

42(40)陈北鸥:《人民学习辞典》,广益书局,1952,第322-323页。

43(41)施金炎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第12页。

44(42)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411页。

45(43)杨金华、耿文秀:《〈为人民服务〉版本考证及其评介》,《出版发行研究》2020年第3期。

46(44)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为人民服务:纪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发表五十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赵宝玉:《延安举行“为人民服务”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术研讨会》,《陕西日报》2003年12月21日;李后强主编《人民不忘张思德:弘扬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精神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研讨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47(45)临青、魏亚平:《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大型电视片解说词精选》,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第162页。

48(4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第811页。

49(47)施金炎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第15页。

50(48)袁竞主编《毛泽东著作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第320-326页。

51(4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

52(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90页。

53(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第362页。

54(52)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53页。

55(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41页。

56(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292-1293页。

57(5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83-184页。

58(56)黄伟珍:《何为经典何以经典: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经典化历程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第24页。

59(57)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