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论题的密切联系，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中共重视借由对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典型个案的镜鉴、对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多维影响的反思、对欧洲左派及其知识分子所谓社会主义失败论的辩诬，系统论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功过等核心论题。如此理路，既为由外而内地审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的重大历史问题，也为创设一种由此及彼的历史以及理论的省思路径，据以达成“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发展诉求，彰显出中共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自觉、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此举对新时代系统总结中共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具有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建党以来，中共既深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外部影响，也书写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篇章。有鉴于此，考量与研判中共的重大历史、理论以及现实论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素的必要探讨将不可或缺。否则，所得结论恐将既难以使人理解，也无法令人信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起草过程中，中共并未完全以新中国成立32年或建党60年为历史时空界限，而是立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场域和理论论域，借由对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典型个案的镜鉴、对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多维影响的反思、对欧洲左派知识分子所谓社会主义失败论的辩诬，系统完成了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功过等核心论题的论证。由此，中共既创制出一部兼具“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的党的重大文献1，也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经验和创新理论。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学者从宏观国际背景考察了《决议》起草中相关议题的论证、阐释和概括过程2，也有学者从微观个案或个体因素探讨了《决议》起草的历史和现实影响因素3，但就其起草过程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素的省察却尚付阙如。为此，本文拟从具体领导、指导和负责《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小平、胡乔木等人的思考出发，就该论题作一简要论析。

一、在镜鉴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典型个案中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论及“起草历史决议的中心意思”，邓小平直言“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4此中所涉及的前提性论题，无疑是“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5对此，邓小平在1978年11月25日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韩英、胡启立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时就曾指出，对于外国人问及评价毛泽东可否像对斯大林的评价那样“三七开”时，不仅要“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而且要高举毛泽东这面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611月27日，邓小平又在与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会谈中再度重申：中共不会做赫鲁晓夫那样的事，评价毛泽东既要肯定他的伟大功勋不可磨灭，又要承认他的缺点错误不能回避。7不难发现，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动议起草《决议》之前，业已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来审度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而且特别注重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的历史教训中寻求镜鉴。述及个中要害，正如实际参与《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所言：赫鲁晓夫的做法实际是“自己反对自己，自己丑化自己，自己毁灭自己”8。而论其失当之处，主要是在评价党和国家的政治领袖时，没有从整体的和全面的观点出发，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和批判错误；没有从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双重主体出发，进行错误和责任的分担；没有从体制弊端出发，而是以个人性格和品质因素来界定犯错原因。由此，这也就逐步催生出对斯大林的极端化评价和去斯大林化运动，甚至逐渐衍生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为深重的历史悲剧。

评价党的领袖与处理好党的领袖和党的关系是同等敏感且极端重要的，二者同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难题。但值得欣慰的是，中共在拨乱反正时期业已能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的高度出发，去认识客观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的极端重要性。9况且，基于当时国际社会所谓中国在搞“非毛化”和“赫鲁晓夫时代又杀回来了”的胡乱猜忌，以及国内和中共党内部分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等是非不清问题10，确须秉持以“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1。对此，陈云也在起草工作开始阶段向胡乔木提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看，正确对待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和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不只关系到毛泽东个人及其评价，同时也关系到中共的整个历史及其评价，“如果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那样一棍子打死，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其经验教训是有资可鉴的”。12胡乔木随即向《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转述了陈云的看法，并在传达要在老一辈革命家在世时敲定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以及借此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同时，还进一步指明：“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不仅会把毛泽东真正打倒和否定，还会把作出含糊笼统决议的人也给否定。13由此观之，中共能否在《决议》中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绝不只是关系到对国内外关切的直接回应，同时还考验着中共的历史自觉、政治智慧和科学精神，此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共产党历史所能提供的最具镜鉴价值的经验内容。

有鉴于此，1980年8月21日、23日，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对国际关切率先作出回应：中共将客观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功过，肯定其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中共既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又将他作为国家的象征以及党和国家的缔造者加以纪念；并且，“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14在作出上述回应的三周后，邓小平又在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会谈中作出几乎完全相同的政治表达，指出尽管当前国内外确实有部分人想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毛泽东，但中共“历来”主张“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搞”。15其实，上述回应已不止于直接答复国际关切，它至少表明中共已经基本厘定了评价毛泽东的立场、原则以及主要观点。10月25日，邓小平在与起草小组讨论《决议》讨论稿修改问题时，着力从关乎党和国家整个历史“全局”的高度出发，提出应实事求是地分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一方面要毫不含糊地批评其所犯的错误，另一方面又不能把所有错误“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16同年11月上旬，陈云也在两次约见胡乔木时强调：《决议》在论证该论题时，要着重从破坏民主集中制方面对毛泽东的错误加以界定，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两个主体维度判定主要责任与集体责任，甚至地方领导人也应担负一定责任。17循此思路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已从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的做法中得到了根本性的历史启迪。

基于上述历史认知以及原则立场，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无疑就成为可能。从《决议》的整个起草过程和论证内容看，它也主要涵盖了四个层面的要点：一是反复说明“正确评价毛主席的各个方面”的重要性18，强调此举既符合中共、中华民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又与树立中共和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与地位有着紧密关系19；二是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强调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的最伟大功绩是根据中国实际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和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20；三是客观判定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事实及原因，认定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存有失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犯了错误，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21，主要原因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受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以及其他复杂的国内国际社会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四是综合评价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充分肯定他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强调在批评他的错误时，不应过分损害个人或把所有错误都归咎于个人品质，中共中央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述论证要点，不仅被《决议》成文悉数吸纳，而且也成为最终奠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政治依据。22

中共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之所以要反复镜鉴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的典型个案，正如日后胡乔木在会见白修德时所言：《决议》写得成功与否，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写作问题，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错误以及分析犯错的原因，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题目”，面对各种极难处理的分歧意见，中共认为“历史不是单纯的个人、特别是个人感情、个人品质所能够决定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离开科学的态度，历史就会变成一种难以理解的事物，我们就会重复赫鲁晓夫在解释斯大林错误时所犯的错误”。23中共此举也说明，古语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确有其合理性和价值性。

二、在反思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共产国际肇因中维护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曾反复向起草小组强调：此项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特别是要通过“比较完整准确的解释”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党的思想”。24鉴于中共在历史上并没有专门界定清楚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在现实中又因拨乱反正而引发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定程度上的混乱认知25，甚至在国际上也还存有截然不同的毛泽东思想“两种形象”26，这实际意味着：科学界定和阐释毛泽东思想及其体系，将是《决议》起草工作的关键所在。对此，胡乔木认为《决议》应首先讲清“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而且主要不是讲那些适用于革命斗争的方面，应着重阐明那些可以适用于现在的内容，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出发，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价值，借以使中共全党明确要“坚持什么”，进而让“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更具有力量。27邓小平对此持相同观点，同时还强调这是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和确立其指导地位的重要前提。28由此，通过综合《决议》起草和修改过程中的多方面意见，胡乔木最后向中央建议：“在讲毛泽东思想时，把冲破国际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形成三大原则以及一系列基本原理扣得更紧一些”。29换言之，就是应从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出发，分析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意涵和历史地位，厘清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审慎态度，最终树立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既曾帮助过中共的建立和中国革命，也曾给中共和中国革命造成过消极影响和“很多困难”，而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对中共基于统一全党思想目的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共产国际的影子”的影响也未曾中断，甚至对毛泽东思想从未给予应有的承认。30对此，邓小平和陈云在起草《决议》前就曾有过讨论：毛泽东思想不仅绝对不能丢掉，而且在起草《决议》时“这项工作要做细。苏联丢了（党的指导思想），结果吃了大亏”。31同期，邓小平还一度指令胡乔木组织一个“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准备就苏联是如何“变修”的问题写一本书32，据以省察苏共的历史和镜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得失。上述史实说明，中共在拨乱反正时期省察自身的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时，业已自觉意识到要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因素方面进行追根溯源。关于此点，系统考察彼此间的内在关联不难发现，双方确实既存有密切的组织联系和师承关系，也充满着复杂的情感纠葛和利害纷争，以至于中共在考察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时均将难以回避。

对此，胡乔木在起草《决议》时曾直言：中国革命最后取得了胜利，虽被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划时代的胜利”，但其背后却是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苏共错误指导方针的长期斗争；也正是借由毛泽东打破了共产国际的专制以及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中共才得以实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开辟正确的革命道路。33从方法论层面看，中共此举有别于共产国际不以调查研究为指导原则和重要方法，反观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则是重视在“结合”中研究中国实际和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和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并力主以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作为原则性的政治遵循，以及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根据自己寻找的道路来取得胜利。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方法、原则和思想，而且还在实践中不断推动其继续发展；这些观点尽管产生于特殊时期，但却具有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意义，因而可以成为长期教育党和人民的思想理论武器。34基于上述事实，中共实际推动了自身的理论发展，尽管还不能将这些理论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但它确实克服了马克思主义在成为一个党的指导思想后经常遭遇的被教条化的挑战，并且还推动了共产主义原理在有原则的运动中的创新发展。35在此种意义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否定”36。

那么，上述结论何以能够成立呢？胡乔木认为，这主要源于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它虽主张尊重各民族的特点，但更强调须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评判每个党在策略步骤上的对错，由此极易产生社会帝国主义；而在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不承认这种集中制，中国革命也不能靠莫斯科来作决定。37不仅如此，胡乔木进一步指出：成立集中制的共产国际是一个错误，它在本质上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种“扩大”，作为诞生于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建党思想，本应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作出原则性的改变，据以适应世界革命新形势和新变化的要求，但它却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向了反面；而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以及包括中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推行的社会主义，无不强调要重视国内民主和国际民主，此乃毛泽东在同共产国际长期斗争过程中所确立的精神原则；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晚年曾背离了这种精神原则，由此也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38

通过上述论证，邓小平和胡乔木得以就本论题作出一个基本的“解释”或“定义”：毛泽东思想虽不能称为全面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39，但它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40。概括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背景及条件，共产国际对别国施行集中领导，不把各国革命看成须由本国人民和政党来决定，歪曲马克思主义并将其教条化；而把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命令神圣化，既造成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随之而来的革命困境，也证明了它“不可能找到一条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能够）产生”毛泽东思想，中共主要依据着三大基本原则，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41以此为“出发点”并再经过长期的发展，毛泽东既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最后的胜利，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原理、办法、方针，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还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新的理论贡献；尽管后来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犯错主要源于自己违背了上述原则和精神，“违反了它就要失败，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客观性所决定的。42

不难发现，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因素揭示和解释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论题，确实意味着对个中错误原则、经验指示的辩证批判，但这并不代表中共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完全取代或取消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实际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视作“要遵守的依据的原则”，并据以发展和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此为镜鉴，针对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胡乔木则提出：既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谨防仅抓只言片语甚至粗暴否定的错误，也应以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在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下推动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并始终将毛泽东思想化作为团结全党奋斗的旗帜。43

通过上述论证和阐释，《决议》最终得以从宏观历史和微观过程上讲清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这就为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写清楚它对“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44从《决议》的最后成文看，毛泽东思想论题基本可以“解释”为：它既是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在长期革命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既是中共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将长期指导中共的行动，不能因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思想，或对其抱以教条主义态度；及至实践领域，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还要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共的指导思想。45

三、在辩诬欧洲左派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知中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除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和阐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等重大论题外，起草《决议》的“中心意思”还包括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46作为世界历史上“千年不遇”的重大事件，“文化大革命”无疑首先需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评价，这是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也是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怎么搞”的前提。47论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生及其深刻影响，它其实关涉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等诸多因素及层面。单就外部因素看，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因素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关联密切，欧洲左派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知引发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混乱。这就要求中共在起草《决议》过程中，务须阐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内外肇因，特别是要指出“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以便能够“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解释为什么“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继而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并最终赋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以“现实的力量”和“理想的力量”。48

对于此论题，胡乔木在最初讨论《决议》起草问题时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原因这种“难题”，既应作背景分析，又应作理论评论。49而在经过一个阶段的论证及阐释后，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原因“一层一层地说到最后，毛主席个人的权威达到了极点”，但它背后还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社会历史背景因素，除需指出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外，还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健康的成分”抱有清醒的认识。50概括地说，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帮的倒忙比帮的正忙要大得多”，而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对于中共“历史上的发展的影响绝不能小看”。51若再论及“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具体影响，诸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死了”，这无疑影响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要怎么样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实现人同人之间的平等”等问题的认识；而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提出领袖专政和群众专政问题，它同样长期影响着中共对领袖、政党和阶级间关系的理解和处理；至于毛泽东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念生成，也与斯大林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直接关联，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共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还把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范围不断扩大。52无独有偶，若进一步从思想方法上“追本溯源”，“延安反教条主义对斯大林的一套体系没有批判，对斯大林建设党、领导国家、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理、方法没有批判”，同样是“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最后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53

借由上述历史及理论的溯源，足以看到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因素在“文化大革命”发生问题上的高度关联与深刻影响，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何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多给予消极的评价。54甚至于，就连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而生的欧洲左派政党及其理论家们，也纷纷“批判苏联，拥护中国”55。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批判了俄国革命经验和苏联修正主义，但却拥护着“文化大革命”范畴的中国及其社会主义革命。究其缘由，这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集中在“文化大革命”旗帜下的欧洲左派政党及其知识分子们，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仅使中国继续保持了革命的势头和劲头，而且还“找到了一条反修正主义的道路”，以及具体解决平等问题的好办法。56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在此过程中，正是毛泽东率先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作为现实政治问题提出并尝试予以解决。57也正是基于此种意义判定，他们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推动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化”的“勇敢的尝试”，直至最后认定“全世界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都没有搞社会主义，只有‘文化大革命’是搞社会主义”。58何以产生上述认知？只因在法国左派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等人看来，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既不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也不能提出要达到何种程度的经济指标，而是应该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要实现人人平等和尽量消灭各种差别。59对此，胡乔木认为欧洲的左派评论家们并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仅是从毛泽东的言论中了解到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其想法的吻合之处，然后才形成前述观点；但从本质意义上来讲，这些思想既违反了中国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也违反了毛泽东“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八大，从一九五七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讲话”期间所形成的正确思想。60

若再进一步溯源，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确曾设想过要限制商品、货币和工资，甚至一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些想法并非为毛泽东所独有，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来就有”的思潮；它虽不是因“文化大革命”而催生，却因由“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搞得更加突出，并使得毛泽东的相关想法具有了世界性影响。61由此不难发现，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视域考量“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抑或从欧洲左派政党及其知识分子的视野省察社会主义革命，均要求中共在起草《决议》时既应历史地科学地阐明“中国革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道路，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借以告知全世界追求进步的人们“文化大革命”搞错了，中国决不会走到苏联的道路上去，又应“把党的目前的指导思想作一个描绘”，特别是“既要提出实际发展的道路，又要提出一个理想”。62否则，中共将既无法排解部分人因所谓“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对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前途产生的失望和迷惘情绪，也无法辩诬贝特兰等人所谓“中国已经叛变了”社会主义的诋毁，更不要奢望能够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说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想和原则，以及赋予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以新的明确的内容，并借此奋斗目标来团结和教育全党全国人民。63

由此看来，在《决议》中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文化大革命”，远不止于认真答复“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那么纯粹，还应着重考量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的关键性论题。64而借由外部视角来审度该论题，无疑有助于追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素影响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亦有利于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所造成的错误事实、认知偏差及其立论根据。65进而，它还为在《决议》成文中系统阐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特别是中共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等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上混淆是非，并因此导致敌我混淆、脱离党的组织和群众等问题奠定基础66，以及为从内部问题与外部压力、党内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无产阶级政党与领袖、国际社会党与党的关系等维度出发，为新时期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镜鉴。

四、余论

中共起草《决议》并非源于外发性肇因，但域外因素和国际视角却是起草工作无法或缺的。况且，任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党的建设论题的深度探讨，既离不开特定的国际背景和时代条件，也离不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维影响，更不要说中苏之间还存有复杂的党际关系和外交关系。也正是基于此，中共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确系遵循着“放眼四面八方，既看到了国内国外，也看到了党内党外”的方针67，通过综合考量内外部历史的、理论的和现实的多重因素，来最终成就一部经典的党史文献和政治纲领。

不管是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的典型个案，还是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乃至欧洲左派的相关因素，均成为中共对《决议》中心论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的重要依据。68就其整体价值来看，一是有助于消除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的重大历史问题评价的猜忌，正面回应因此以及由拨乱反正而引发的所谓中共在搞“非毛化”和否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一系列猜疑69；二是有助于辩诬中共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指责，郑重指出“文化大革命”既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70，也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抑或社会主义革命化的榜样或方向71；三是有助于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局势和政策稳定的诸多担忧，传达中共高层人事变动并非因内部权力斗争所致的正确信息72，行进中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也确有政治保证和政策稳定性73；四是有助于继续增进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共以及毛泽东思想的信任，因毛泽东思想曾指引他们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74，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第三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实际具有同等重要价值。

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75事实上，中共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起草《决议》，既客观评价了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领袖人物的是非对错，而且还以高度的历史自觉、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2年（甚至是建党60年）的经验教训，并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活的灵魂进行了系统论证、阐述和概括。中共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积极省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素，其价值意涵已远不止于提供一种“由外而内”的广阔视野，而更在于昭示一种“由此及彼”的历史及理论的省思路径，据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历史这个“复杂的整体”施以客观评判76，在达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77的同时，为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特别是全面总结中共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启迪78。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之所以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史视域叙述和评价中共的百年历史，正是基于正确党史观与大历史观的历史叙事和评价方法的体现。它不仅呈现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生的国际背景，而且揭示了国际经验和国际支持的深刻影响，同时还诠释了中共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的世界意义。

注释

1龚育之：《党史札记》第1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2参见拙文：《国际因素考量与中共历史决议书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心》，《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3(1)主要成果有陈东林：《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黄一兵：《理论工作务虚会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宋月红：《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性意见的思想基础与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6期等。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页。

5(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309页。

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8(6)《邓力群文集》第3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347页。

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页。

10(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11(2)《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12(3)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陈云人生纪实》（下），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774页。

13(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14(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15(6)《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1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4页。

17(8)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陈云人生纪实》（下），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775页。

18(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25页。

19(2)《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20(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2页。

2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25、742页。

22(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97页。

23(6)《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页。

24(7)《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25(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2页。

26(9)《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

27(1)《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28(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29(3)转引自曹英、胡利国主编：《百年小平（1904—2004）》（下），京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9页。

30(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7~358页。

31(5)韩泰伦主编：《红墙档案》第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3页。

32(6)《李慎之文集》（增订版），（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368页。

33(7)《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34(8)《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6~87页。

35(1)《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

36(2)《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37(3)《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38(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

39(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40(6)《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41(7)《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107页。

42(8)《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43(1)《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4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297、300页。

45(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97~111页。

4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页。

47(5)《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

48(6)《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97、63页。

49(1)《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5~56页。

50(2)《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127页。

51(3)《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

52(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0~71、94、81页。

53(5)《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54(6)《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

55(7)《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56(8)《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1、61、76页。

57(9)《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58(10)《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80页。

59(1)《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60(2)《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61(3)《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3~84页。

62(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3、67页。

63(5)《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4、62、85页。

64(6)《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

65(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88~91页。

66(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80~81页。

67(1)龚育之：《党史札记》第1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页。

6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4页。

6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70(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82页。

71(5)《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7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页。

7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74(8)《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546页。

75(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

76(10)《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77(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50页。

78(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求是》2021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