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百余年办学的风雨历程中，有这样一批“大先生”们，他们坚守奋斗、默默躬耕，“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去”；他们品格高尚，如竹似兰像菊，虚心淡泊高雅；他们栉风沐雨，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他们潜心科研，勇攀科学高峰；他们醉心教学，留得芬芳桃李；他们精神不朽，源远流长。

钜儒风雅，德高行远，穿越时空，独树一帜。值此110周年校庆年来临之际，学校特推出“萃英大先生百十载师德典范人物”专版，将陆续刊出为兰州大学110年的办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典范人物，以期在无限的缅怀、追忆和敬仰之中，激励广大师生牢记新时代教育的使命，在“双一流”的伟大建设中砥砺前行，再创华章！

植物细胞生物学家 郑国锠

郑国锠（1914-2012），江苏常熟人，植物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细胞生物学奠基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尚在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郑国锠和所有的留学生一样都很高兴，以“科学救国”为信仰的郑国锠，更是迫不及待要回国参与建设新中国。他的导师赫斯金以愿意招他的妻子为博士的条件，希望留下他们夫妇在美国继续做研究，但先生坚持回国。回国后的郑国锠夫妇，接到了南开大学、同济大学等数家高校邀请，我校也不断致信和发电报，恳切要求先生来校工作。先生的父母以及亲戚朋友都劝他选择条件较好的上海等沿海城市，但先生最终选择了我校植物系。先生自己说：“如果为了生活享受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就可以留在美国不回来，当个美籍华人。现在回来了，就是想为新中国做点有益的工作，那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生活艰苦，不怕；没有条件，创造。”关于兰州条件的艰苦，先生曾在2009年兰大百年校庆时不无幽默地说：“来之前，兰大说能提供有玻璃窗的房子给我们住。来之后一看，原来是纸糊的窗子中央嵌了一块小玻璃”。

先生初到兰州，植物学全系只有6位教师，14名学生，动物系的师生也差不多，两系学生相加不到30人。设备更是少的可怜，只有一台不能切片的切片机，一个不保温的保温箱，显微镜虽有几架，但性能很差，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的切片也很少，图书只装了半个小书架，全系的图书和切片还不及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多，实验室也没有几间。

艰苦的条件没有吓倒先生，他下定决心，要从头开始，克服困难，建设兰大生物系。1953年，先生当选系主任，将一腔热血都投入到学院建设中，购置教学和研究设备，订购图书，又将威斯康星大学的同学、植物生理学教授吕忠恕先生请了来，为兰州大学生物系增加了很强的力量，加上北京大学等校分配来的及自己选留下来的毕业生，终于使得兰州大学生物系初具规模。

在兰州这样的西部地区取得任何成果都是要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正如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科学之路，远非坦途，我所走过的路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面对取得的成绩，他非常谦虚地说：“我做的事只是一个科研、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值得称道的”。

先生一生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始终如一地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在90多岁的高龄时依然坚持每天去办公室忘我的工作。他说：“什么是享乐？工作。什么是快乐？看到学生干得好”。

先生对待学生的错误格外严厉却从不因之产生成见，先生常给学生讲三句话：为学先为人；业精于勤，勤能补拙；行成于思，思可创新。他带研究生，“只给一把钥匙，自己放开研究”，但是必须要老老实实做事，不浮夸。他教导学生不管走到那里，最终都要回到祖国。他总是关注着自己在海外的学生的情况，一有机会就动员他们尽快回到祖国、报效国家。2003年，先生将20万港元奖金全部捐赠给学校，并在生命科学学院设立了“郑国锠生命科学奖学金”，以鼓励学生成长成才。

先生勤俭节约却乐于助人。 在生活上极其简朴，坚持节约资源、不浪费国家一分钱，他的学生曾因丢弃半截载玻片而受到他的批评，“你们不久也要当教师，一定要养成节约的习惯”。他的学生回忆说，“在我们进入实验室后，导师多次强调节约一张滤纸、一张盖玻片和一张载玻片的重要性，国家财产不能浪费，要节约每一分钱。”与节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先生的慷慨助人。先生把大量的钱用于工作和购买文献，每年定期悄悄向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捐出数额不菲的捐款。每有灾难，先生都会第一个向灾区捐款。平时，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在经济上出现困难或生病，他都会慷慨解囊，帮助他们度过难关。2008年春，有一位研究生生病动手术，先生虽然对这位研究生不认识，但他立即让人给这位研究生送去了2000元。

斯人虽逝不可忘，烟霞灿烂橙桔芳。先生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给后来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