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历史学院考古学专业教师王涛，非常荣幸作为支部代表在此发言。九年前的2016年，同样在这里，作为一名初到首师大的新兵，我分享了工作感悟，谈到了那时流行的词汇“诗与远方”。今天，我想转换视角，回望百年中国考古史，从历史的纵深探寻考古学与中国这片土地的深刻联系。

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共产党同生于1921年。给学生讲党课时，我常问：这两个诞生于同年的新生事物，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这亦是我反复思考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它们诞生于同一时代背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也肩负着共同的使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只是路径不同：一在政治，一在文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西方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中国文化西来说”在国内传播，否定中华文明的本土性。其盛行，既有西方学术偏见，也受限于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的困境。彼时，古史辨学派对文献的考辨，使许多记载难以确证。考古学正是在这样的危难之际应运而生。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首任主任马衡先生提出“欲改造旧史，非从考古学入手不可”，并坚信中国考古学“若能急起直追……于世界人类史上有相当的贡献”。由蔡元培先生任会长的“吴越史地研究会”，更将考古视为“中国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之途，写入其使命。当近代中国深陷民族危机，梁启超先生所期望的“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他更让儿子梁思永专攻考古学。

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的学术选择，印证了这份担当。“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从清华赴哈佛研习体质人类学，从人种角度证明中国人种体质不逊于欧洲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夏鼐先生留学英国专攻埃及考古，志在将世界古国文明研究经验带回祖国。新中国考古教育开拓者苏秉琦先生则毕生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前辈们以行动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道路，其精神传承至今。

此后，一代代中国考古人栉风沐雨，砥砺前行，追中华文明之根，溯中华文明之源。大家凝心聚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梁思永先生“后岗三叠层”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中国古史发展的延续性；傅斯年先生提出的“夷夏东西说”，有力地回击了“文明西来说”，极大增强了文化自信。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始终鼎力支持考古事业。西安半坡、余姚河姆渡等重大发现，伴随着建设步伐载入史册。世纪之交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新世纪持续二十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无不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投入。

2004年，考古事业的接力棒传至首都师范大学——这一年，首师大考古学专业诞生。二十年来，考古师生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团结奋进，踵事增华。我们倡导“把支部建在考古队”，开展特色党建；我们推动科技赋能，紧密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文化战略开展研究工作，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等重大收获；我们开展教育服务，推动考古进校园进社区，还创造性开展考古进大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我们推动实践育人，指导学生在田野一线挥洒汗水，将论文书写在祖国大地上，为中国考古事业培养有用之才。支部也因此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和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团队。

2021年，值中国考古学百年之际，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道：“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第一个百年，也是仰韶文化发现百年。恰在此年，我带领学生发掘了一处仰韶文化遗址，翻译了一部仰韶文化著作，意义非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更是首师大考古奋进历程的一个缩影。从教二十载，我亲历了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躬逢盛世，我们支部也将积极投身中国考古学第二个百年的壮阔征程，秉持“与党同心，与国同行，探源文明，赋能当今”的理念，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首师力量！

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