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再平，男，1937年6月出生于浙江温州，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退休教授。1955--1957年就读于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俄语专业，1957年开始在本校转学德语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担任精读课、语法专题、词典学引论、词汇学专题、报刊选读等课程教学和长期从事词典编写工作。1984--1985年、1993--1995年和1998--1999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词典学家E·威刚特教授和杜登系列词典主编G·德罗斯多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词典学研究和词典编写工作。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中国德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教委高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曾受聘担任深圳快易典电子辞典研究中心德语首席顾问。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主持出版《德汉词典》、主编出版《新德汉词典》等多部德语工具书。其他作品除在国内外发表的有关词典学的论文外，有德国古典名著《痴儿西木传》、德国近代著名剧本《青春的觉醒》、德国重要作家H·伯尔的小说《莱尼和他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G·格拉斯的小说《鲽鱼》（选译）以及阿登纳、施特劳斯等德国政治家的回忆录（合译）等译作。

潘再平教授

初识上外，实践为先

1955年，潘再平老师从温州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进上海俄文专科学校（简称上海俄专，即上外前身）。当时学校让潘老师印象很深刻的是，语言实践气氛非常浓厚。一踏进校园，就随处可以看到墙头的俄语标语：“Говорить только по-русски！”（只能讲俄语！），就是随时提醒学生，不要忘记用俄语互相交流。后来母校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后，也继承着语言实践的好传统。他刚开始学德语时，以外语实践为主要目的的“外语课外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记得当时担任“全校外语课外活动委员会”的主任是德高望重的英语系主任方重教授，足见学校对外语实践的重视程度。潘老师当时是学生会外语课外活动的一名干部。他所在班级的外语课外活动也开展得非常好。常常演出一些自排的德语节目。他还曾扮演一个角色，在大礼堂参与演出了一台自编的表现法国人民反抗纳粹的德语话剧，叫“Café de la paix”（“和平咖啡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是（学外语的学生）北大重文学，上外重实践，所以上外的学生毕业后能立马派上（翻译）用场。潘老师自己的一些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1959年，潘老师作为上外德语二年级学生，与其他几名同学一起被派去当来沪访问演出的东德德累斯顿交响乐团的口译译员，还完成了一次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接见该交响乐团团长时的口译任务。就在同年的暑假，但潘老师和当时已是北大德语四年级的老同学会面时，他竟然笑着（显然是故意夸张地）跟潘老师说：“潘兄，你千万别跟我讲德语，我德语一句也不会说！”其实他阅读能力很好，只是口头实践稍差而已。可见，注重语言实践，确是上外的一个特点。

1957年念俄语期间在苏联驻沪总领馆和俄语老师总领事夫人 КИРА合影

从俄语到德语，见证上外发展

当年考进俄专时，潘老师已有高中三年良好的俄语基础，加上进校后，受“老俄专”良好学习氛围的熏陶，心情好，动力足，学习自然不错。当时学校以通过考试选拔的方式，从总共的14个新生班级中挑选部分学生，成立了第15班，即所谓“先进班”，他成了“先进班”的成员，任教教师是时任苏联驻沪总领事夫人КИРА ИВАНОВНА。在“先进班”里，他学习更起劲了。两年下来，各门考试成绩全优，还得了一个“优等生”的奖章。当时年少气盛，也很自负，自以为自己俄语了不起了，口语笔头都能应付了，想深造也可以自学了，可以暂时抛开俄语，学其他的了。那时候他们都知道德国科技先进，工业发达，特别是西德。所以潘老师想他应该学德语。正好1956年学校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决定于次年除俄语外增设英、德、法专业。因为其中包括德语，所以潘老师非常高兴。有一次，他作为学生会外语课外活动委员会的一名干部同另一名同学一起去采访学校党委书记涂峰同志。采访事毕以后，潘老师战战兢兢地向涂峰书记提出了想转学德语的愿望，问他是否可以。涂峰书记问他为什么想转学，潘老师说觉得自己经过两年俄语学习，已基本打下了基础，以后可以自学提高了。他想再学一门语言。听说学校就要增设德语了，德国科技很发达，学好德语今后对国家一定很有用，想转学德语。不料涂书记听后很高兴，他说你年轻人有这个想法很好，我支持。不久以后，正赶上1957年的“大鸣大放”，校园里出现了大量关于“俄语人才过剩”的大字报，许多同学提出从俄语转学其他专业的要求。为了听取这些意见，当时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还亲自到学校里来看大字报。后来，同学们转专业的要求被正式批准了，有转英语的，有转法语的，也有转德语的，潘老师当然也乘机实现了他本来的愿望，他被批准转入了我校首届德语专业。

潘再平与德语系初创时期的德语教师支爱娣教授

以上外为阵地，组织词典编纂

潘再平老师所编纂的《德汉词典》为中国德语词典研究和教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谈起词典编纂的初衷，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

那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学工作停止了，这为潘再平老师一行人提供了编写词典所必需的充分时间和随意调配人员以组织编写班子的前提。另外，社会需求也是一大因素。词典编纂工作开始于1972年初。五六十年代潘老学德语时，还没有一本像样的、较为实用的德汉词典。潘老曾感慨道：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太需要一部大型的、现代的、综合性的德汉语言工具书了。为此，他们在1972年初向北京商务印书馆提议编写一本规模较大的现代德汉词典，并得到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和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得到回音：北京大学也有这样的想法，你们两校是不是可以合作？于是，他们首先跟北大互相交流，交换意见，然后定了个时间去了北京。两校部分成员碰面以后，由商务印书馆主持，开始讨论，陈翰伯同志还委派陈原及一名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亲临指导。后来，为了弥补文科大学编者在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他们又选择上海同济大学为合作伙伴。于是形成了上外、北大、同济三校合编德汉词典的格局。

新闻界老前辈马荫良先生关于词典编写工作给潘再平的信件

注：马荫良系编纂于解放前的《德华标准大字典》的出版社社长，曾任《申报》总经理。

1975年5月底到6月初，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联合召开了一个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这是中国词典出版事业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潘再平老师代表德汉词典编写组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上正式把德汉词典列为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在这次广州会议上，还明确了由上外、北大、同济三校联合编写《德汉词典》，并确定由上外负责组织领导工作。他们把这些重大的事情一并写进了后来出版的词典前言里。总的来说，词典编纂工作自这次“广州座谈会”之后，就蓬勃开展起来了。首版《德汉词典》出版后即很快售罄，加印后，还长久供不应求，于1985年1月获“优秀图书奖”。

关于词典编写工作的科研报告会（1976年）

潘老回忆起编纂词典时说，当时条件虽然艰苦，却也留下了深刻而有趣的记忆。他曾住在上外分部一间阁楼里，房间非常狭小，冬冷夏热，仅有的一扇“老虎窗”既高又小。夏天因为炎热难熬，潘老师的房门通常都是通宵敞开的（当时潘老师妻子户口不在上海，他们是长期分居两地的）。听说常有学生讲：只见潘老师汗流浃背地坐在老虎窗下写呀写的……当时他点的是一盏100瓦的灯。一天夜里，已经12点多了，他正在灯下工作，正碰上红卫兵们来查房，他们指责潘老师说：你一个人点100瓦的灯，什么意思？！潘老师说，这是电工肖师傅亲自为我安装的，因为原来的灯吊太高，灯泡也太小太暗了。红卫兵无奈，回他一句：明天换个小点的，注意节约！潘老师说：知道了。有一次，由于夜里睡眠不足，白天过分劳累，潘老师一时迷迷糊糊的，刚从开水灶打好水的热水瓶竟从手中滑落了下来，砰的一声，自然是瓶碎热水涌，弄得满地狼藉。后来被一个目睹此事的北大同事传为笑谈。

载1985:2 《莱茵-涅卡》报

注：与海德堡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系主任、著名词典学家Herbert E. Wiegand教授讨论词典学问题。这是潘再平1984年在海德堡大学的工作情况。

瑞士伯尔尼大学副校长Klaus Wegenast教授与潘再平（右一）

注：1990年6月瑞士伯尔尼大学副校长Klaus Wegenast教授亲自陪同访问苏黎世大学和巴塞尔大学，左一为时任上外党委书记朱丽云教授

我校与海德堡大学校际关系建立十周年（潘再平右一）

注：在我校与海德堡大学校际关系建立十周年之际，副校长耿龙明教授和前校长胡孟浩教授率我校代表团于1995年9月1日至7日应邀访问海大，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并签署年度校际合作协议。海德堡《莱茵·涅卡》报和《大学镜报》都就此进行了报道。图中左起：海大汉学系主任格林教授，副校长耿龙明教授，海大校长P.乌尔默教授，前校长胡孟浩教授，驻德大使馆参赞郑积耀教授，德语系主任潘再平教授。

回顾上外，感恩至深

潘老师退休后依旧笔耕不辍，基本上一直在搞词典或做与词典有关的事。谈起上外，潘老师心怀感恩。从18岁上大学至退休，他都在上外度过。退休后，他还是上外人。是上外培养了他，造就了他，铸就了他的人生。在他就读的五六十年代，上外给了他良好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是母校把他从一名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分子。潘再平老师的人生道路是由母校铺就的，他对母校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潘再平教授主编的《新德汉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