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6日上午，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徐辉一行莅临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调研指导。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建珍、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等陪同调研并参加座谈。

张建珍副校长致欢迎辞并介绍学校对非合作总体成效；徐辉副主任充分肯定非洲研究院在服务国家对非战略中的标杆作用，希望进一步放大科技人才枢纽功能。

座谈会上，刘鸿武院长作专题发言，提出“引才、育才、炼才、成才”四才战略：面向全球南方加快引进“两栖”高端专家，改革高校课程体系为非洲定制培养发展型人才，鼓励中国毕业生赴非“炼才”，并推动科技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助力中非合作升级。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本公众号特据座谈会现场刘鸿武院长讲话的录音，综合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今天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说具有特殊意义，也非常契合当前中非科技合作的现实需求。我们尝试从“学术外交”出发，进一步拓展到“科技外交”的层面。事实上，科技已成为中国在全球软实力外交中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之一。

过去几十年，我们推动的主要是“减贫外交”，这是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最具共鸣的领域。脱贫减贫不仅是民生问题，更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但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科技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特别是“十五五”期间，科技外交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经过70多年的独立自主发展，中国已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科技生态体系。这一体系与我们的产业体系相辅相成，这背后则是人才体系的持续赋能。1949年以后，中国对高等教育和科技体系进行了根本性改造，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科教体制。许多大学被创办起来，也有一些学校从首都迁到其他地区，从核心区向城镇迁移，以带动地区发展。例如，浙江师范大学从杭州迁至金华，就是为了带动区域发展，体现了教育布局服务国家整体战略的理念。

相比之下，许多非洲国家的教育与科技体系仍深受殖民体制影响，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科技难以实现本土化。例如，我曾留学尼日利亚，亲眼见其医学院教授以在西方顶级期刊发表论文为评职标准，研究内容脱离本国实际，无法服务本土发展需求。

而中国尽管起步较晚，但通过建立完整的教育、医疗、工业和科技体系，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人均寿命已达60岁，远超当时人均GDP水平。这一发展路径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前，中国科技已进入由“跟跑”向“并跑”甚至“领跑”转变的关键阶段。我们应在继续与发达国家合作的同时，更加主动地将中国70年积累的科技、教育、产业体系向全球南方国家延伸，特别是在“十五五”期间，推动中国科技由服务本国发展向带动全球南方转型。

在这一期间，我们也需要特别重视研究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及其教育政策、科技政策、战略政策、人才政策，加大对全球南方人才的培育、引入和输出。为此，我提出“四才”战略建议，“从全球南方引才、为全球南方育才、在全球南方炼才、在全球南方成才”。

第一，加大从全球南方引才力度。当前是从全球南方引进人才的重要窗口期。大量来自亚非拉国家的高端人才在欧美国家发展受限，我们应积极吸引他们来华工作。这些“两栖人才”既了解非洲需求，又掌握西方科技与学术资源，能成为中非科技合作的桥梁。例如，我院聘请的马里专家约罗·迪亚洛，曾在法国、马里和中国多国工作，现为我校非洲博物馆馆长及法语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在推动中非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加强为发展中国家育才。目前，中国高校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比例仍然偏低。我们应系统改造高校课程体系，设立“中国发展研究”“中国科技发展”等专业方向，为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同时，高校教师队伍也需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了解，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第三，推动中国人才“走出去”，在全球南方“炼才”。应鼓励中国高校毕业生赴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工作，将中国的科技、教育、产业经验带出去，与当地实际需求结合，在实践中成长。这不仅有助于拓展中国人才的全球视野，也能为全球南方国家培养本土化发展力量。

第四，在全球南方成才”，推动科技合作与产业合作深度融合。当前，科技合作与产业合作存在“两张皮”现象。以农业机械化为例，浙江永康农机在非洲年销售额达30亿元，但相关高校科研与产业需求脱节。建议国家层面加强科技部、工信部、农业部等部门协同，围绕非洲不同区域的地理、生态、气候条件，分类推进科技合作与产业对接，提升合作实效。

此外，建议科技部加强对非科技合作的前瞻性布局，例如：向非洲国家派驻科技参赞，强化一线科技外交力量；推动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对接非洲国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启动为非洲54国制定国家国土规划的战略项目，利用中国遥感、地理信息等技术优势，助力非洲实现资源管理与产业规划的系统化发展。

总之，无论是学术外交、科技外交还是教育外交，其根基都在于我们对大学、科技与人才体系的系统改造与国际化布局。我们希望通过此次交流，与科技部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推动中非科技合作迈向更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