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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起义

习仲勋对胡氏叔侄的军事统战工作

抗战结束之初，国共之间仍然维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双方不时互有人员往来。习仲勋借机不时派人赴榆林，暗中与胡氏叔侄联系。1945年11月的一天，习仲勋派中共延属分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曹力如去榆林，借与国民党榆林当局商量双方边界谈判问题之机，秘密会晤胡希仲。

曹力如到了榆林，当夜就以公干为由，来到胡希仲的住处金刚寺，让警卫员张守国站在门外，挡住所有来者。曹力如把习仲勋的信转交给胡希仲。在信中，习仲勋揭露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本质，要求胡希仲做好一切准备，随时起义，并嘱咐他，既要有英雄气概，又必须谨慎小心，要充分估计各种阻力，精心策划，确保万无一失。习仲勋告诉胡希仲，延安将派得力干部前来协助他们叔侄二人工作，他将随时准备在边界地区会见他们叔侄二人。胡希仲向曹力如详细汇报了榆林的情况。两人密谈两个多小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最后，两人约定，今后西北局代表用立诚公学校长朱茂青的代表的名义前来榆林，因为胡景铎和胡希仲都是立诚公学董事，以商谈校务为名不会引起别人怀疑。曹力如走时留下大量法币和习仲勋赠胡希仲的德国药品。

曹力如离开后，胡希仲派出心腹，连夜赶往波罗堡，把习仲勋的意见向胡景铎做了传达。不久，胡景铎来到榆林，与胡希仲长时间密谈，商量了起义的各种准备工作。他们从确定骨干、培训干部、人员安排、兵力部署、通信联系等方面，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起义的准备工作。

为了更好地协助胡氏叔侄，1946年1月，习仲勋特意将与胡景铎、胡希仲同乡的师源从关中地委调到绥德，担任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他指示师源，设法打入邓宝珊部队的内部，协助胡景铎、胡希仲起义。1946年春，习仲勋将一封亲笔信交给师源，指示师源立即去榆林联系胡景铎。按照双方的协定，师源装扮成立诚公学的教书先生，以立诚公学校长朱茂青的代表的名义前去胡景铎部，声称找胡景铎协商学校经费的事情。师源带着习仲勋的信，光明正大地来到波罗堡胡景铎部指挥部。胡景铎将师源引进密室。寒暄过后，师源说明此行的目的，将习仲勋的信交给了胡景铎。习仲勋在信中，对胡景铎的起义准备工作做了明确又具体的建议。送走师源，胡景铎叫来副官，交代了几句，立即乘车去榆林金刚寺胡希仲处。他把习仲勋来信的大致内容向胡希仲做了介绍。然后，两人商定了下一步如何联系和急需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起义的准备进程加快了。

胡氏叔侄的秘密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当时，蒋介石对邓宝珊并不信任，在榆林地区安插了许多特务，对邓宝珊及其部属进行严密的监视。军统特务王伯恭特意找到胡希仲，说：“听说胡景铎处来了不少关中人，他们是做什么的？”胡希仲平静地回答说：“他们都是立诚公学的学生，家乡找不到工作，来找我五叔要事干，不是找胡景铎。你问问我五叔便明白了。”胡希仲的五叔胡景通，1910年生于陕西富平，时任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副军长、第八十六师师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胡景通受到邓宝珊的器重与重用，对邓宝珊感情很深。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做其工作时，他说：邓宝珊为我大哥胡景翼拉了一辈子长工，我也要为邓先生拉一辈子长工。他不愿意背叛邓宝珊，觉察到胡景铎、胡希仲的“异动”时，一方面出于亲情保护他们，一方面阻挠他们的行动。中统头子徐子佳找胡景通核实情况，胡景通为胡希仲的话做了背书。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习仲勋担任胡景铎的入党介绍人

胡景铎曾向习仲勋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习仲勋一直将此事放在心上。此时，他认为，是到该解决胡景铎入党问题的时候了。1946年4月，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党委会议，研究胡景铎的入党问题。习仲勋担任胡景铎的入党介绍人，向大家全面介绍了胡景铎的表现，建议及时吸收胡景铎入党。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吸收胡景铎入党。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云、吴凤德、魏茂臣等人的入党问题。这些人是胡景铎部的骨干，积极要求进步，并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胡景铎建议，吸收他们为中共党员，有利于起义工作。会议批准了他们的入党申请。为了加强起义的领导力量，习仲勋指示由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40余名党政军干部，经过培训进入驻波罗堡、石湾等地的国民党陕北保安部队。胡景铎把他们安排到关键岗位上，为起义建立了可靠的组织基础。从此，胡景铎部的起义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不久，师源再次来到波罗堡。在胡景铎的办公室，师源传达了习仲勋的指示。师源走后，胡景铎很快落实了习仲勋的指示，使起义工作完全置于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之下。

8月，习仲勋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等人研究北线作战方案，成立了北线作战指挥部，王世泰任总指挥，张仲良任政委，策应胡景铎部起义。

9月中旬，习仲勋先后与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三次交谈，研究起义的方案，对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都进行了充分考虑，并拿出了周密的应对措施。习仲勋在一条白绫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范明，嘱咐他把白绫藏好，去波罗堡找胡景铎，传达中共西北局北线战役的指导方针，以及对胡部起义工作的具体安排。范明秘密来到波罗堡，见了胡景铎后，开门见山地说：“我是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习仲勋书记让我来见你，和你商量起义的事情。”接着，他从怀中掏出白绫，交给胡景铎，说：“这是习书记写给你的信。”胡景铎看过习仲勋的信后，向范明报告了起义的准备情况。范明回到延安后，向习仲勋汇报了起义准备情况。习仲勋立即和王世泰、范明一道，前往枣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立即批准了这一计划。

通电起义

10月9日，习仲勋派人通知胡氏叔侄，中共西北局已经做好接应他们起义的一切准备，王世泰、张仲良已率教导旅和新四旅北上，不久将攻占武镇和镇川堡等地，要求他们尽快起义。胡希仲迅速离开榆林，胡景铎派兵前来接应。10日拂晓，胡希仲秘密进入胡景铎辖地横山波罗堡新寺沟，见到了习仲勋派来的师源和范明。10月13日拂晓，解放军发起北线战役，相继攻占薛家寨、镇川城西北角、吴家园子、麒麟沟、石湾等地。国民党军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领衔通电，率保安第九团5个大队2100多名官兵宣布起义。同日，驻石湾、高镇的保安第九团所属1400多人也宣布起义。胡景铎致信驻横山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独立骑兵团，敦促他们起义。16日，该部近2000人宣布起义。24日，解放军攻克响水堡，歼敌2个营，北线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发起的北线战役，有力配合了横山起义，横山起义扩大了北线战役的成果。此役，解放军解放了无定河以南30多个城镇、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中共榆横特别委员会和榆横政务委员会先后成立，削弱了国民党陕北的防御力量，打乱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为此后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赢得了巨大的回旋余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在横榆地区与胡宗南部长期周旋，并由此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习仲勋听到胡景铎起义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同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等联名致电祝贺：“将军举反内战之大旗，率部起义，谨致慰问之忱！当此蒋介石一面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一面积极布置进攻延安之际，陕甘宁边区军民誓为抗击蒋胡进攻，保卫民主和平而斗争，深愿团结一致，共谋西北人民之安宁，以慰三秦父老之期望。”

“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

胡景铎率部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后又任榆横政务委员会主任。12月中旬，骑兵第六师奉命调驻延安。24日，习仲勋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接见起义官兵。中央设宴招待起义官兵。毛泽东拉着胡景铎的手，风趣地说：“景铎同志，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你们的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场的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同志被毛泽东诙谐幽默而极富鼓舞力的话语惹得笑出声来。周恩来说：“横山起义的工作是第一流的，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做出了重要贡献。”还说这次起义“是蒋介石下令进攻边区之后全国第一个反内战起义”。

习仲勋以自己崇高的人格、真理的力量、周密的组织，将陕北国民党高级军官胡景铎、胡希仲引向革命道路，在整个西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习仲勋高度评价横山起义，称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笔”，说：从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看，横山起义的规模不算大，但它的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战线上，发生在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中，发生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发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感到忧虑的时候。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胡景铎响应党的号召，率领数千名官兵高举正义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向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