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红色资源与乡村振兴的中国方案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宏观背景下，红色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重要遗产，不仅承载着厚重的政治记忆和文化价值，也逐步被赋予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功能。红色村落，作为承载革命精神与乡村空间双重属性的复合体，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正展现出独特的制度动员力、文化凝聚力与产业转化力。⁽¹⁾

横坎头村，地处浙江省余姚市四明山腹地，是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该村不仅拥有完整的革命旧址网络，包括中共浙东区党委旧址、浙东银行、新浙东报社、浙东行政公署等机构遗迹，亦被认定为浙江省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具有深厚的政治象征意义与文脉承载能力。在新时代基层治理与文化建设融合发展的推动下，横坎头村不断探索红色文化、绿色生态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有机耦合路径。^（2）

自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2月回信全村党员以来，横坎头村成为“红色引领、制度转化、城乡融合”的样本性案例。本文以该村为典型个案，旨在系统分析红色资源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制度化转化、组织化治理与市场化延伸，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的乡村社会建构。通过对横坎头村发展路径的综合解读，亦可为其他具有红色资源禀赋的村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借鉴。

一、历史语境中的横坎头村：红色文化的政治象征与发展动能

红色文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重要象征符号，更是中国乡村在新时代转型过程中激发发展动能的关键资源。作为曾经的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四明山区的横坎头村在抗战时期曾是中共浙东区委及其下属政治、军事、金融、新闻等重要机构的所在地，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基层革命政权体系。其“浙东红村”的政治地位，使横坎头村天然拥有一种独特的政治记忆场与精神文化场域，为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资源重估与功能转换提供了坚实基础。随着红色资源被纳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范畴，该村依托自身厚重的历史底蕴，积极推动红色记忆的制度化传承与功能化重构，逐步实现从政治象征向发展资源的转化。^（3）

在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重要回信精神引领下，横坎头村把红色文化资源系统性嵌入乡村治理、产业发展与干部培训体系之中，打造了“红色基因、红色学府、红色前哨”三位一体的教培产业新模式。（图一、图二）通过产业设施完善与多元主体协作机制，村庄逐步形成辐射区域乃至全省的红色干部教育与实训网络，成为承载党性教育、政策传播和实践培训的重要平台。这一过程中，红色文化不再是静态的历史记忆，而是转化为一种制度性话语与组织实践，构建了村庄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支撑与内生增长机制。特别是浙东红村游客服务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了历史展陈的现代传播功能，进一步提升了红色资源的现实供给能力和市场吸引力，表征出红色文化资源与乡村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度耦合。

图一 总书记的第一次回信（作者拍摄于横坎头博物馆）

图二 总书记的第二次回信（作者拍摄于横坎头村博物馆）

红色资源在横坎头村的发展进程中，不仅承载着国家政治认同与历史记忆的象征意义，更通过体制性设计转化为具体的发展要素与治理资源。从教培场所的硬件建设，到教育内容的标准化生产，再到与周边村庄如柿林村、雁湖村等的资源整合、制度共建与路径共享，横坎头村实现了由“点状红色遗产”向“网络化红色平台”的跃升。这一过程中，红色资源不仅作为文化资本提供认同基础，而且通过行政主导、政策支持与市场机制的耦合转化，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系统升级的“制度性红利”。其典型路径体现为：以红色资源为起点，通过组织平台化（强村公司）、教学内容标准化（干部培训实训课程）、产业形态多样化（文旅融合、实训线路）三位一体发展逻辑，构筑起横坎头村独特的红色产业生态。

更为重要的是，横坎头村的发展逻辑体现出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一种“红色内生型现代化”路径。即通过对历史政治资本的当代表达与功能重塑，村庄并非仅仅以旅游景观或文化陈列为目标，而是以红色话语体系为治理工具，推动乡村制度体系的现代化重构。^（4）在这一过程中，红色文化成为凝聚群众、培训干部、引导资本、形成共识的关键纽带。2024年接待教培团队700余个、游客超过10万人次的事实表明，横坎头村已成为地方政治教育实践的空间载体、跨区域学习的集散平台与乡村振兴经验传播的“桥头堡”。由此可见，其红色资源的有效转化并非孤立的经济开发行为，而是在国家战略—地方组织—市场机制三者协同作用下所形成的一种复合型发展范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的“文化—制度—发展”多维嵌套逻辑。

二、红色产业的制度构建：教培经济与强村路径的融合实践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下，横坎头村的实践表明，红色文化不仅是情感动员的历史遗产，更可经由制度性构建、市场机制导入与教育功能嵌入，转化为可持续的乡村发展资源。该村通过构建“红色文化+教培经济”的复合路径，有效实现了文化资源从纪念性到生产性的跃迁。横坎头村立足其独特的红色历史优势，推动红色资源系统性整合与制度性配置，建构起覆盖基层治理、党性教育与文旅融合的三重功能体系，使“红色记忆”从文化象征转化为乡村发展的生产性资产。与此同时，借助“红村村晚”等乡土文化活动、戏曲演出、研学线路与展演传播的多样化形式，横坎头村将红色叙事与本地乡风文明建设相融合，不断构建群众对红色价值的内在认同感。尤其是在“四季村晚”等国家平台加持下，该村的文化表达实现了从地方性仪式向全国性传播的跃升，红色文化不再局限于历史叙述，而成为推动村庄内部凝聚、区域外部认同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协同并进的重要媒介。从情感唤起到制度供给，横坎头村的红色教培产业展示了文化振兴如何通过产业机制嵌入、制度逻辑强化和教育场景构建，转化为内生式发展动能，为“铸魂工程”提供了可供复制的路径样本。

红色资源之所以能够从“革命记忆”转化为“发展动能”，关键在于其所承载的价值认同具备跨时间、跨代际的延展能力。^（5）横坎头村在制度设计上，将红色文化从单一纪念性叙事拓展为覆盖乡村治理、党性教育、乡风文明与产业发展的多维体系，不仅丰富了其红色内涵，也不断强化红色认同的现实关联性。这种认同并非简单依附于历史记忆的情感维系，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化实践与公共参与得以生成与内化。例如，以“红村村晚”“法治文化园”等活动为平台，村民成为红色叙事的主体表达者，在参与、组织和传播过程中不断重构自身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认同，赋予“红色文化”以当下社会意义。这种“共建式”的文化生产机制，打破了传统教培体系中单向灌输的格局，使得红色资源不仅具备政治价值，也具备社区凝聚力与文化动员力。

更为重要的是，横坎头村并未止步于单点化的红色展示或情境营造，而是通过构建系统性的教培机制，将红色资源嵌入干部培训、公共治理与产业合作的制度体系之中。这一机制不仅提高了红色资源的实用性和传播力，也有效促进了区域间的经验流动与政策协同。例如，围绕红色资源所构建的实训路线，不仅涵盖横坎头村自身的发展经验，也整合了周边村庄在数字化建设、基层治理和生态经济方面的优势做法，形成跨村域的知识共享与认同拓展体系。这种从“红色村落”到“红色网络”的演进，使红色认同从静态记忆走向动态建构，从个体感知转向集体协同，成为基层社会在价值共识基础上进行制度化联结的重要支点。同时，这也为乡村振兴中红色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结构性路径——不再仅依赖上级动员或一次性项目支持，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文化、教育、经济三者有机结合，实现乡村内生动力的再激活与再生成。

三、绿色经济的延链策略：生态价值的资本转换机制

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生态资源不再仅是景观意义上的“自然禀赋”，而逐渐转化为能够嵌入市场体系、支撑集体经济与公共服务的新型生产要素。横坎头村凭借其独特的红色政治资本与优越的生态条件，积极探索“红色引领+绿色赋能”的发展路径，形成了一套以绿色经济延链为核心、以生态价值转化为支点、以多元主体协同为支撑的共富发展机制。通过植物工厂、“零碳营地”等科技农业与生态旅游项目的深度融合，村庄不仅构建起以文旅体验、农业研学、生态消费为核心的新型产业链条，还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维度实现了有机统一。这一发展逻辑打破了以往“资源换资产”的单向利用模式，转向“产业嵌入—文化赋能—价值转化”的多维互动，使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可以分配、可以复制的公共富裕资源。

在生态产业延链的基础上，横坎头村进一步通过跨区域合作与本地品牌植入，构建起一套具有本土特色与制度可复制性的“横坎头共富模式”。这一模式不仅强调红色资源与绿色生态的协同开发，更通过强村公司主导下的市场机制，将乡村振兴与对口帮扶深度嵌合，在空间上实现东部发达村庄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协同共赢。^（6）在具体实践中，横坎头村与四川大凉山昭觉县三河村建立稳定合作机制，推动彝族农副产品如苦荞、松茸、腊肉等“走出山村、进入东部”，既拓展了帮扶地区的销售渠道，也丰富了横坎头本地的产品结构，实现了供需两端的结构对接。此外，村庄还因地制宜推动本地特色品牌打造，诸如“杨梅啤酒”“四明山红芯蔬果”等系列产品，不仅借力红色文化叙事增强产品的情感价值和文化辨识度，也为村集体经济积累了稳定可持续的收益来源。可以说，“横坎头共富模式”已不仅是资源开发的实践样本，更是在统一规划、区域协作与文化认同共同驱动下，展现出的一种具有制度逻辑与时代特征的乡村共富治理范式。

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横坎头村的共富实践并非零散项目的堆砌，而是在党建统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化体系。^（7）强村公司作为制度中枢，承接资源整合、项目运作与对外合作等关键职能，确保资源投放高效、收益分配公平、运营管理专业，突破了传统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村两委注重引导村民积极参与项目设计、运营与监督，在共享收益的同时强化社区内部的制度认同与利益联结，有效激发了“共建、共治、共享”的主体意识。在此基础上，横坎头村还探索“品牌+文化+制度”三位一体的推广机制：以红色文化为价值支点、以绿色产业为经济基础、以制度创新为治理保障，构建起具备示范复制潜力的“横坎头路径”。当前，这一模式已被应用于宁波多个村庄的强村富民项目中，并为东西部协作注入了可持续的发展动能。

总体而言，横坎头村通过对红色资源的活化转化、绿色经济的延链升级、西部协作的制度融入，以及地方品牌的文化赋能，成功搭建了一套具有战略远见、治理逻辑与实践成果的共富新模式。这不仅是浙江“千万工程”精神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延伸与深化，更为全国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了可感可行、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答案”。

结论：从“红村样本”看乡村共富的制度性逻辑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框架中，文化振兴不仅是乡村发展的价值引领，更是其制度韧性的生成机制。横坎头村的实践表明，文化活动与公共参与在乡村社会构建中具有独特的主体唤醒作用。一方面，通过“四季村晚”、文化走亲、法治宣传等多样化基层文化活动，横坎头村有效重构了村民之间的公共交往空间，提升了集体记忆的情感浓度，培育了深层次的地方认同与文化自觉；另一方面，村民在参与编演、组织、传播等环节中形成了“参与式文化治理”模式，不仅增强了村庄内生发展动力，也促进了村庄在治理结构上的自主性重塑，构建起了一个可持续、可激活的乡村社会资本网络。

更为关键的是，横坎头村的文化振兴路径并未停留于文化表象的展示与消费，而是深度嵌入到乡村治理、教育培训与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之中，形成了以红色文化为价值根基、以制度参与为治理逻辑的文化治理生态。^（8）通过教培经济的制度化推进，横坎头村将原本的情感性红色资源转化为结构性发展资源，使“文化认同”与“制度供给”实现高度耦合。这种从集体记忆到行动逻辑的双重嵌入，不仅提升了村民对于乡村发展方向的认同感，也为红色村庄提供了跨越传统与现代、记忆与发展之间断裂的文化解决方案。

在制度建构层面，横坎头村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共富机制设计图谱”：通过强村公司制度整合资源要素，实现项目化运作与专业化管理；通过党建引领推动组织协同，强化村级治理的执行力与统筹力；通过干部教培与对口协作机制打通内外循环，实现知识注入与资源互联的双向流动。尤其在红色文化与绿色经济融合发展方面，横坎头村跳出“资源开发”的初级阶段，建立起以品牌赋能、情感嵌入、文化传播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制度厚度、市场广度与文化深度的乡村振兴新路。

“横坎头样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其不仅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红色村庄”发展路径，更勾勒出一幅共富社会治理的制度逻辑图景：以政治认同为核心动能，以文化引领为路径引擎，以制度嵌入为结构保障，在党建统领下完成对乡村资源的“多元转换”。对于广大欠发达地区而言，这一模式具有显著的可复制性与可推广性——不仅可在同类红色资源富集区推广“教培+文旅+农业”的产业融合路径，也可在普通乡村复制其“文化认同+制度治理”的社会资本生成逻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图景中的“可知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