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千亩棉田，播撒万里春光

——何钟佩先生的教育家精神

教育家精神并非遥不可及的理念，而是化作日常中“以国为重、以身作则、因材施教、躬耕求是”的生动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的何钟佩教授，正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作为大田作物化学控制研究与应用的开拓者，她将个人的理想默默嵌入国家需要的脉络中，把科学的种子撒进泥土之间，在学术的严谨与育人的温情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

何先生出身优渥，却从未安于温室。她的志向，萌发于一份深沉的家国责任。高考报考前，《人民日报》上一则关于农学专家奚惠达的报道，其中“解决四亿人的吃饭问题最重要”这句话，像一把钥匙，轻轻转动了她人生的方向。这个从小未曾为温饱发过愁的女孩，决心“担饱暖之重任，解民生之多艰”。填报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将北京农业大学填为第一志愿。身边一片哗然，书记、校长亲自找她谈话，极力推荐她免试进入航空学院。她却从容含笑，矢志不移“我这辈子，只下地，不上天。”与她坚定相映的，是家人简单朴素的支持：“只要好好学，将来能报效国家，学什么都行。”“好好学，学以报国，精益求精”，这不是少年意气的偶然，而是一个人主动将生命汇入国家山河的庄重选择。

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1957年毕业留影

（二排右四为何钟佩教授）

何先生始终将国家农业发展置于首位，把科研、教学与服务农民紧密融合。大学期间，她勤学不辍，一次次跟随老师走进农田村舍。泥土的温度、农人的期盼、土地的贫瘠……这一切让她真切触摸到中国农业的落后，也让她意识到：没有科技，就谈不上真正的农业现代化。唐山大地震那年，她正带学生在河北晋县实习。盛夏高温，棉田累累结桃，却因震后骤降温凉，迟迟不能吐絮。面对农民心急如焚的困境，她毅然赶回北京运来乙烯利，手把手指导施用，终于让棉桃如期绽放。基于这次经历为她指明了作物化控研究技术的新方向，也启发了她以缩节安调控棉花生长的研究应用。在当时，即使她的工作研究并不被看好。但她未有退缩，与恩师奚惠达、化学家胡秉方等一道，埋首苦研、逆境求索。历经多年艰苦攻关，她首次提出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基本效应”与“复合效应”概念，带领团队建立起以缩节安、乙烯利为核心的棉花化控技术体系，一举攻克了长期困扰棉花生产的徒长、脱落和晚熟等难题，使棉花稳定增产10%-15%，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至今，该技术仍覆盖全国90%以上的棉田。她支持河北河间县棉农卢国欣等组建农民研究会，推广植棉新技术，并在当地建立试验基地——那里至今仍是中国农业大学作物化控研究中心的重要示范基地。恩师奚惠达先生曾开玩笑说，当初她是“误入农门”，但她从未后悔。

何钟佩教授（左一）在河北河间的棉花地考察

何先生一生深耕棉花研究，却从不曾将学生的道路局限于一亩棉田。搞农业的人，知识面要广，要博采众长，她始终以“何同学”自居，虚心学习；同时她深谙“因材施教”的真谛——学生的未来，应生长于其所处的土地与时代之中。来自山东的王铭伦，出自花生繁盛的莱阳，她便指引他研究花生；吉林学子李刚，身后是广袤的玉米田与绵长的草药传统，她就带领他探索中药化控，并支持他毕业后回乡继续深耕玉米领域；面对来自黑龙江、作物规模庞大、除草剂应用广泛的陶波，她果断将除草剂研究方向交托于他。她更以开阔的学术视野，时刻关注交叉学科的发展，推动免疫检测技术应用于植物激素、转基因作物鉴定和中草药成分分析等多个前沿方向。在她的倾心培养下，一批兼具专长与创新能力的青年专家脱颖而出。“现在我的学生比我厉害，徒弟都必须要超过师傅，徒弟不超过师傅，国家怎么发展？”这句话背后，是她几十年从教不变的信念。如今，她的桃李早已芬芳满园。他们带着何先生播下的理想种子，扎根在祖国广袤的田野乡间，续写着强农兴国的新篇章。她的团队不断拓展作物化控技术的外延，系统评价了生长调节剂在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油菜、甘草、苜蓿和马铃薯等数十种作物上的应用，形成多项经济高效的化控技术体系，并创新提出“系统化控”和“作物化控栽培工程”模式，极大提升了栽培学的可控性与预见性。

何钟佩先生以她无私的奉献，为我们勾勒出农学院老一辈学者与教育家的精神图谱——那种在教书育人中纯粹、在学术探索中朴素、在为人处世中诚挚的深厚品格。先生的教育家精神，是爱国情怀与教育热情的完美结合，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的有机统一，是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的同频共振，写满了对大地、对科学、对下一代的深情。

整理人：化控中心第一、二党支部

在时间的田野里育种未来

王象坤老先生——一粒种子的光辉旅程

在高等教育的星空中，教育家之所以耀眼，并非因其自放光芒，而是因他们甘为人梯，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灵魂触动灵魂，以信念点燃信念，用毕生坚守诠释“师道”的深邃内涵。教育家精神则是最深沉的人文情怀与最前沿的科学理性的完美杂交种，是于无声处响彻云霄的生命交响，是一场以未来为收获期的、最伟大的育种事业。作为遗传育种系的一名研究生，在水稻研究中心我所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做学问，更是如何安顿自我与学术、与土地、与时代的关系。当我俯身于嘉穗盈畴，望着一粒粒种子破土而出，观察稻穗细微变化时，常会想起那位九旬高龄仍心系稻花的科学家——我的祖师爷王象坤老先生。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家精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不是短暂辉煌的成就，而是扎根大地的实践、是代代相传的火种。

初心：从银幕照亮现实的光

他的教育，始于对科学最初的敬畏热爱，对万物生长的虔诚叩问。抗日战争胜利那年，青年时期的王先生观看了一部影片《居里夫人》，银幕上科学巨匠们为科学事业奉献一生的精神震撼了这个年轻的心灵，科学的种子悄然落在他的心田，静待破土而出的时机。1949年，王先生考入华北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前身），而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担任苏联专家的俄文口译和研究生。学成后回到北京农业大学，为当时任校长顾问的苏联专家作翻译，并留校任教从事植物遗传育种研究，从此与农业科学结下不解之缘。大学期间，他通过研读《物种起源》、《动物与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等著作和专业书籍，窥见到生命遗传演化的壮丽与科研探索的孤寂。这份早年的精神寄托，注定他日后不会把教学拘于方寸讲堂，而是将千亩试验田化作“没有边界的教室”，将一株株稻穗变为最生动的讲义。在他身上，教育学成为一种“在场的哲学”——躬身田垄，寒暑不辍，以肌肤感知风雨，用双手抚摸稻芒，“一把尺子一杆秤，用牙咬，用眼瞪”是王老先生育种研究过程中最真实的写照。

王先生赴哈尔滨研制优良水稻品种

求索：十年磨一剑的坚韧

他的育人，成于对思想自由的捍卫和对学术薪火的守护。1958年，历史动荡时期，王象坤先生顶着巨大的压力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他系统学习中国农学前辈丁颖先生有关中国栽培稻起源、演化和分类的理论，深入研究利用野生稻开展育种的创举。在科研过程中他从不以权威自居，而是以学术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引导学生抓住“问题”的核心。为厘清栽培稻的起源之谜，王象坤先生带领研究团队开始长达十余年的实地考察与资料采集，他们的足迹遍布各地，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鼓励学生与他争鸣、向经典发问，这种开放而严谨的学术训练，恰是研究生阶段最为珍贵的思维淬炼。那些石破天惊的追问——“云南稻种为何籼不像籼，粳不像粳？”“野生稻中谁为栽培稻之母？”——不仅是科学命题，更是方法论启迪：真正的科学精神，源于对司空见惯的质疑，成于对渺微之物的洞察。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王象坤先生团队发表了《中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化与分类》、《中国普通野生稻的院士及其是否存在籼粳分化的初探》等百余篇论文和研究专辑。在国际上确立了中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的地位，显著提高了我国稻种起源研究水平。

1980年云南稻种资源考察队（前排左2为王象坤先生）

传承：师者的大爱

最令人动容的，是王老先生作为教育家的远见——学术谱系的构建与传承，对年轻学者的培养和提携。他经常告诉学生们：“共产党拯救了我们、解放了我们，给我们创造这么好的条件。作为共产党员，我要来继续为这个党的事业，去让更多人吃好饭、吃饱饭。”朴素语言的背后，是先生对国家、对人民最深沉的爱。王老先生主持的“863”计划，不仅为杂交稻育种开拓新路，更为学生们搭建了高起点、国际化的发展平台。在他的学术家族中，孙传清教授等弟子继续攀登“水稻驯化分子机理”的高峰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是教育的延续，精神的传承，更是王先生教育理念的延时回声、是一位教育家最美的回响。教育家有别于教师之处，在于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们的耕耘利在当代，功在未来。

1984年日本学长冈彦一教授来访（左1为王象坤先生）

直至今天，王先生仍以九秩之龄奔走于南北稻区，无论严冬酷暑，不顾风里雨里，坚持在实验田里育新种、带后人。他身上毫无垂暮之气的倦怠，反添澄明与豁达。那是一种将学问做进泥土里、把学生刻进生命中的深沉状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他所诠释的教育家精神，是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现代注脚，更是“一生只为稻粱谋”背后那份以济世情怀为底色的学术坚持。

教育家的身影，常被喻为烛火与园丁。烛火者，燃烧自我以照亮未知的黑暗；园丁者，以心血浇灌待放的蓓蕾。在王老先生的言传身教下，在水稻中心历代师生的传承下，我更感悟到，教育家精神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努力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抓在自己手中；是“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即使身处逆境，仍坚持学习、汲取科学养分，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乐教爱生、敢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对党忠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尊师重道尚礼、倾心传道授业育才。传承的决心，如穗粒饱满，真正的教育家精神，就这样在一代代学者间无声传递，如种子扎根土壤，如稻花飘香四季，如文明延续不断。这是我们科学工作者最宝贵的遗传密码，也是人类面对未来挑战最有力的生存智慧。

王先生和他的学生们（中间为王象坤先生）

撰稿人：水稻研究中心第一党支部  周慧慧

躬耕稻海四十载 解码驯化护粮安

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孙传清教授带领团队日复一日地破解着水稻驯化的基因密码。从1981年进入湖南农学院求学开始，这位农学家的科研人生就与一粒粒稻种紧密相连。2020年，他主持完成的“水稻驯化的分子机理研究”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项历时20多年的研究系统揭示了野生稻演变为栽培稻的分子机制，为我国种业振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从田间到实验室：破解水稻"变形记"的科学密码

孙老师在田间观察水稻长势

“野生稻匍匐生长、产量低、易落粒，而栽培稻直立、高产、不易落粒，这些关键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孙传清团队研究的核心问题。他们与清华大学谢道昕院士团队合作，通过构建野生稻渗入系材料，成功分离出控制株型、穗型、落粒性等关键性状的基因，包括RPAD、TAC1、TIG1等重要调控基因。特别是耗时8年克隆的PROG1基因，揭示了栽培稻"站起来"的分子机理，相关成果发表在《自然—遗传学》杂志。

研究过程中，团队曾因150kb的大片段缺失而误入歧途，春节期间仍坚持工作。“不放弃，不抛弃”成为团队的精神口号。在经费紧张时期，他们甚至自己提取Taq酶，重复使用实验器材。这种艰苦奋斗的科研作风，最终换来了对水稻驯化分子机制的系统解析，为发掘野生稻中的优异基因、培育新品种奠定了理论基础。

薪火相传：打造农业科研“国家队”

孙老师及其学生看望王象坤老先生

孙传清的科研之路承袭自我国著名稻作专家王象坤先生。上世纪80年代，王象坤与云南农科院程侃声合作开展的稻种资源研究，为团队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第二代带头人，孙传清不仅继承了老师的学术衣钵，更将团队发展壮大。他培养的博士生中，2人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3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强的研究梯队。

在四川农业大学的学术报告中，孙传清特别强调“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理念。他认为，建好平台、打好基础、坚定信念是培育优秀人才的关键。这种育人思想与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时的嘱托一脉相承——当时总书记勉励他“要多研发新品种”，并关切询问学生的培养情况。孙传清回答“这是可持续发展”时，总书记会心的微笑成为他铭记终生的动力。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被孙传清反复提及。在他看来，水稻驯化研究不仅具有科学价值，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团队发掘的耐逆性基因可减少施肥量、提高产量，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生产提供了新思路。

站在新的起点上，孙传清团队正深入研究野生稻到栽培稻的系列演变机理，致力于发掘高产、优质、耐逆、抗病虫等优异基因。正如他在获奖感言中所说，要“为打赢种业翻身仗贡献力量”，这正是一位农业科学家最朴实的报国方式。从青春年少到鬓发渐白，孙传清用四十年的坚守诠释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深刻内涵，在解码水稻基因密码的同时，也书写着自己科技报国的人生密码。

投稿人：郑树言

蔡旭先生的小麦人生：一生求是与坚守的师者典范

在我眼中，教育家精神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如蔡旭先生这般，用一生去践行“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与“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的真实写照。他的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教育家精神的厚重与温度。

知稼穑艰难，明力学笃行

蔡旭出生于一个农桑耕读之家。父亲是清末秀才，品性刚直；母亲操持家务、教养子女，质朴坚毅。他自幼随母亲下田劳作，亲身体会农事艰辛。父母的言传身教和田间经历，让他深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也与农业结下不解之缘。

青年时期的蔡旭

青少年时期的蔡旭勤奋好学，喜爱读书，成绩优异，学习笔记密密麻麻、字迹娟秀工整。1930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蚕桑专业（现南京大学），后转农学，师从金善宝教授。在动荡的旧中国，他始终秉持“认真不松懈”的学习态度，坚持在实践中求真知。他曾说：“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我之求学一向抱着认真不松懈的学习精神，与师生共同研习，从实际体验中求新知，点滴所积，对于日后业务之进行上裨益不少。”

年少有为究农桑，壮志凌云报家国

1934年，蔡旭毕业留校任教。为兼顾教学与科研，他主动申请住在条件简陋的农事试验场。在金善宝教授的指导下，他选育并推广了“中大13-215”等品种，这是我国最早一批的小麦良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大学内迁重庆。蔡旭背着珍贵的小麦种子辗转千里，在生活艰苦、资料匮乏、敌机轰炸的威胁下，与同事培育出“南大2419”小麦良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该品种已经推广至长江中下游、黄淮平原及西北高原地区，直至20世纪80年代，部分地区仍有种植。“南大2419”也因此成为我国小麦种植史上推广面积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个良种，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小麦抗条锈病品种。

1945年，怀着科学救国、农业立国的信念，蔡旭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并广泛收集农业资料与小麦种质。回国时，他带回3000余份小麦品种，为新中国小麦育种事业奠定重要资源基础。

蔡旭在美国康奈尔等处学习进修

1946年夏，蔡旭回国后毅然受聘北京大学，投身华北小麦改良工作。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勉励科学家为新中国贡献力量。这次会见更加坚定了他为祖国农业科学与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决心。

为育种事业尽瘁，为人民群众造福

蔡旭始终坚信“育种工作是为人民造福的事业”。1950年，全国小麦条锈病大流行，我国小麦严重减产，而蔡旭在农大的试验田却青枝绿叶、安然无恙，被当地农民誉为“农大号头麦子”。他培育的“农大183”“农大36号”等良种在北部冬麦区大面积推广，有效抑制了北部冬麦区条锈病流行。

蔡旭在郑州小麦杂优试验田中

蔡旭倡导“开放育种”，反对资源垄断，他主动将900余份育种原始材料分发给全国16个省市的育种单位，甚至提供杂种第三代至第六代材料。在他的推动下，“北京5号”“北京6号”“石家庄407号”等优良品种相继育成。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第二、三轮冬小麦推广品种中，有数百个品种含有他选育的“农字号”血统。

他还是我国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的奠基人。在他的呼吁下，“协作攻关，开放育种”的技术路线被纳入国家“六五”攻关计划，为杂种小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接到参会通知时，68岁的蔡旭兴奋不已：“我要抖擞余年，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宏图大略献全力！”

探科学的坚守，抗棍棒的种子

“我恪守作为一个科学家要正直，要坚持科学态度和求是的信条。”1958年“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小麦亩产虚报现象严重。蔡旭坚持科学精神，亲自赴河南荥阳、固城考察，发现所谓“高产”实为夸大。他如实汇报小麦亩产900多斤的结果，因此遭受批判，甚至被下放河南遂平。面对压力，他坚定地说：“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是一定要讲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蔡旭被错误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白天挨斗，晚上仍打手电筒下地研究。1974年，涿县试验田遭哄抢，抗锈育种材料和600多份珍贵资源被毁。他强忍悲痛，最终与同事从残存材料中选育出新品种“农大198”，被《人民日报》誉为“抗棍棒的种子”。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农大命运坎坷，多年间数次流离搬迁。学校搬到哪里，蔡旭就走到哪里，育种工作就到哪里。

求真务实铸师魂，春风化雨育桃李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院校调整，北京农业大学成立。蔡旭主持制定了新中国农业院校农学系第一个教学计划，强调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注重基础训练、能力培养与劳动教育。他反对只读书不劳动，或只劳动不学习，倡导理论与实践并重。

蔡旭在学生宿舍与学生交流

蔡旭为人谦和，以身作则，与学生关系亲密。他既严格要求学业，又关心学生生活，被学生称为“严师慈父”。作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培养了大批农业人才。他的学生、农学专家何钟佩教授说道“蔡先生的精神对我们班里同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据我们后来统计，一生都坚守在农业岗位上的占到92%，甚至有的同学能调回条件好的地方却坚决不调，一生为人民服务，一辈子贫困也无怨无悔。蔡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是无形的，更是持续的，我们对他的爱也是一种非常的爱”。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20世纪80年代，蔡旭已年逾古稀，患有心脏病，行动不便，但仍坚持科研。为节约经费，他不要公车接送，每日自带午饭乘公交、拄拐步行至试验田工作。1984年至1985年间，他多次因心肌梗塞住院，却始终心系小麦。他在给助手的信中写道：“医生说对我这种病还没有灵丹妙药，如果再犯，就没有办法了。但我静不下来，总是挂念着工作。”

1985年夏，蔡旭病重住院，谵语中仍念叨“昌平、通县……小麦增产措施”。同年11月7日，他抱病完成《加强育种良种繁育体系，把种子工作搞活》的报告；11月14日，他不顾严寒，最后一次下地观察小麦；12月15日清晨，蔡旭先生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逝世，享年74岁。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仍在深夜查阅试验资料，心中唯有小麦，无私无我。

蔡旭在病床上坚持工作

蔡旭先生去世后，1989年，大家自发集资为他竖起了我校西校区第一尊纪念铜像。时任农业部部长何康写道“蔡旭道德文章治学精神永垂不朽”，王震对蔡旭先生夫人说，蔡旭为人民做出了贡献，人们会永远怀念他的。他的儿子蔡祖南先生和家人在他墓碑上刻下了一束金色小麦和四个金字——“小麦人生”。

蔡旭先生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教育家精神，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是开放协作、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是爱生如子、立德树人的教育情怀，更是心系国家、服务人民的远大理想。他是我们身边可学可做的典范，更是照亮后辈前行的明灯。

投稿人：干崇谊

我眼中的教育家——戴景瑞的赤子之心与玉米情怀

戴景瑞先生（1934-）

戴景瑞，1934年出生于山东济南，我国著名的玉米遗传育种专家、农业教育家。1963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历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主任。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重大奖项，被誉为“中国玉米遗传育种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一粒种子，一个世界

20世纪60年代初，戴景瑞通过玉米T型雄性不育性的研究率先在国内实现了玉米双变种的三系配套。他相继育成“P138”、“综3”、“综31”等一批优良玉米自交系和“农大60”等高产、优质、多抗玉米杂交种19个，在全国20多个省市推广1.6亿多亩，增收玉米80多亿公斤，增收人民币80多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些数字背后，是他无数个日夜在试验田里的坚守，是他对“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这一信念的执着追求。

戴景瑞与“农大60”玉米单交种

深耕育人，桃李芬芳

戴景瑞在实验室与学生亲切交流

戴景瑞常说：“育种先育人，育种如育人。”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玉米育种博士点，培养出博士、硕士研究生50余名，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我国农业科研战线的中坚力量。每年金秋时节，总能看到他带着研究生在试验田里收获玉米，手把手地教学生如何观察穗位、测量穗行数。汗水浸透了白大褂，他却风趣地说：“这是最好的科研服，上面浸染着大地的芬芳和科学的味道。”这种“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育人理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农科学子。

仁者之心，师者典范

在学生们眼中，戴景瑞既是严师，更是慈父。有这样一个故事在玉米中心广为流传：一位博士生因实验连续失败而陷入自我怀疑，戴景瑞不仅没有责备，反而拿出自己早年的研究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数百次失败的实验数据。你看，他指着泛黄的纸页说：“我用了八年时间才培育出第一个新品种，科研就是要耐得住寂寞。”临别时，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外文专著赠予学生，扉页上苍劲有力地写着“育种子如育人心，需以耐心守初心。”

胸怀天下，培育英才

即便已是耄耋之年，戴景瑞先生依然心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他主持完成的“中国玉米带发展战略研究”，为国家玉米产业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农业大学玉米研究中心成为国家玉米改良中心的重要基地，搭建起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他说过：“我们培育的不仅是种子，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培养的不仅是学生，更是农业未来的脊梁。”

2006年6月4日，戴景瑞在香港中文大学作有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学术报告

戴景瑞先生用六十余年的科研教育实践，完美诠释了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他用行动彰显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耕耘态度，以及“乐教生爱、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教育家最动人的模样——既有仰望星空的科学追求，又有脚踏实地的育人情怀；既有创新突破的学术胆识，又有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这般赤子之心与玉米情怀，造就了这样一位矢志不移的农业守望者，他用毕生心血守护着中国人的饭碗，用教育家的无私情怀滋养着一代代农业人才。这种精神如同他培育的玉米种子，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投稿人：马玉婷

躬耕玉米田四十载，拓荒高油粮千万亩——我眼中宋同明教授的教育家精神试验田的老草帽，藏着教育家的初心

在中国农业大学的试验田里，曾有一位总是戴着旧草帽、裤脚沾满泥土的老者，他蹲在玉米丛中观察果穗的身影，成为无数农科学子心中难忘的画面。他就是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宋同明——一位用四十余年光阴，在高油玉米领域开辟新天地的“拓荒者”。从师从李竞雄院士投身玉米育种，到创建独特选育方法、推动中国高油玉米技术走向世界，宋同明教授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教育家精神中“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与“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更以温润的育人方式，让科研为民的种子在学子心中生根发芽。

宋同明（中）教授与其他获奖代表们一道走上主席台接受颁奖

没好设备不怕，咱靠双手闯新路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高油玉米研究尚处空白，国外品种垄断市场，不仅价格高昂，还存在适应性差的问题。“中国人的玉米，要靠自己的技术培育！”宋同明看着试验田里低矮的玉米株，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那时，他面临的不仅是理论上的突破难题，还有设备匮乏的困境——实验室里仅有一台老旧的脂肪测定仪，每次检测玉米含油量，都要反复操作五六次才能确保数据准确；试验田的灌溉设备不足，每逢干旱，他就带着学生用水桶一桶一桶地给玉米浇水，汗水顺着脸颊滴进泥土里，却从未停下脚步。

雪天摔破膝盖，也没忘了玉米苗

为了创建更高效的选育方法，宋同明把家“搬”到了实验室和试验田。有一年冬天，为了跟踪玉米自交系的抗寒性能，他顶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每天清晨都要去试验田记录玉米的生长状态。一次雪后，田埂结冰湿滑，他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磕出了血，却顾不上揉一揉，先爬起来查看身边的玉米苗是否受损。回到实验室后，他忍着疼痛，继续整理数据，直到深夜。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他历经十年反复试验，终于创建出“大群体、多参数、分阶段、综合轮回选择法”，培育出的高油玉米自交系含油量大幅提升，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当第一批高油玉米种子收获时，他捧着金黄的果穗，眼里满是泪光：“这下，农民能种上咱们自己的高油玉米了！”

把实验室钥匙给学生，教他跟仪器“交朋友”

作为教师，宋同明教授始终把“育人”与“科研”紧密相连，用“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点亮学子的科研之路。有一位学生记得，刚跟着宋同明做研究时，对玉米含油量检测的操作总是不熟练，多次试验数据都出现偏差，渐渐失去了信心。宋同明没有责备他，而是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他，笑着说：“仪器就像朋友，多跟它‘打交道’，就知道怎么跟它‘对话’了。”之后的几天，宋同明每天都提前来到实验室，手把手教学生调试仪器、校准数据，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操作笔记借给学生参考。在宋同明的鼓励下，学生慢慢找到了窍门，不仅熟练掌握了检测技术，还在后续研究中提出了改进建议。后来，这位学生成为了高油玉米研究领域的青年专家，他常说：“宋老师教会我的，不只是科研技能，更是面对困难时不放弃的勇气。”

捐五十万设基金，助力学子扎根乡土

宋同明教授的育人情怀，不仅在实验室和试验田，更延伸到了助力学子服务社会的实践中。宋同明学生社会实践基金捐赠仪式暨农学院社会实践答辩会，曾在西区人发CIAD报告厅举行。本次会议分为捐赠仪式与小队答辩两部分，宋同明与周旭峰、金危危共同在《捐赠协议》上签字，此次捐赠的伍拾万元作为社会实践基金，全部用于2016至2020年间的“走进乡土乡村，助力精准扶贫”项目。仪式结束后，宋同明发表讲话，言语间满是对国家脱贫事业的热忱：“能在国家、党中央贯彻落实‘七千万脱贫计划’中贡献一份力量，我特别激动。‘一个也不落下’是伟大的目标，我为国家、为民族骄傲！”同时，他对同学们寄予厚望，希望更多年青人投身“精准扶贫”伟大事业，让青春在服务乡村中绽放光彩。

会上，社会实践队队员王雯代表全体成员发言，用亲身实践经历诠释“农科学子，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信念，她号召同学们延续实践中的坚强精神，扎实学习、提升专业能力，成长为扶贫中坚力量，传承宋教授等杰出校友的使命。金危危也感慨道：“宋同明先生很节俭，却在育人助农上格外大方，这是农学人珍贵的情怀。这个基金是老教授们‘青春的延续’，盼着实践活动越办越好。”张东军代表学校致谢时提到，“宋同明学生社会实践基金”是学校首个以社会实践名义设立的基金，是宝贵的“情感投资”，希望同学们用好机会，兼顾“第一课堂”学习与“第二课堂”实践，不辜负这份嘱托。

宋同明学生社会实践基金捐赠仪式

嗓子哑了含着糖，也要教农民种好玉米

宋同明教授的目光从未局限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他始终怀揣“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积极推动高油玉米技术的推广与输出。为了让农民掌握种植技术，他不顾年迈，每年都要深入河南、山东、黑龙江等地的农村，手把手教农民选种、播种、施肥。有一次在河南宝丰的农村，他连续一周每天都在田里示范种植方法，喉咙沙哑了就含着润喉糖继续讲，直到每位农民都能熟练操作。此外，他还将“普通玉米高油化三利用”专利技术推广到多个国家，帮助当地农民提高玉米产量和品质，让中国农业技术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宋同明教授在筛选高油玉米表型

他种的不只是玉米，更是育人的种子

如今，宋同明教授培育的高油玉米品种已在全国推广数千万亩，惠及亿万农民。在他身上，我看到教育家精神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对科研的执着、对学生的关爱、对国家的忠诚——是勤学笃行时的坚守，是教学时的认真，是求是创新时的勇敢，更是用一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赤子情怀。这种精神，如同高油玉米的种子，在岁月的滋养中，早已长成参天大树，为后来者遮风挡雨，指引方向。

投稿人：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张艳

四十余载躬耕不辍：

李建生——从田间到乡村的玉米育种家

在海南三亚的南繁基地，每年秋末至次年春初，总能看到一位身着实验服、头戴草帽的老人在玉米田间忙碌。他就是中国农业大学李建生教授，一位将四十多年光阴奉献给玉米育种事业的科学家。每天不论早晚，李建生教授拿着笔记本穿梭在试验田里，弯腰查看玉米长势的动作如同老农般娴熟。南繁基地的烈日将他的皮肤晒黑，汗水浸透的衣背上常沾着玉米花粉，但他记录数据时专注的神情始终未变。这种近乎执着的田间坚守，源于他对玉米育种事业的热爱与坚守。这种身体力行的科研态度，不仅让他精准捕捉到杂交后代的细微变异，更在潜移默化中教会了团队一个真理：育种家的实验室在田间，不在温室。

李建生老师在田间向大家介绍鲜食玉米

2004年为了创制稳定的分离群体，李建生教授亲历亲为，动手组配杂交种。他往返于海南与北京之间，不停回交与自交，一坚守就是5年，不断摸索寻找最合适的组配亲本，并经历数年最终创制了稳定的分离群体，同时也为团队开展玉米重要产量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和驯化机理奠定了材料基础。

李建生（第二排左5）团队在基地合影

李建生教授还经常教导学生要节俭，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科研资源，在田间李建生教授看到被随意丢弃的授粉纸袋、收获网袋时，总是感慨并教导学生要有节约意识，不能浪费。在玉米收获的季节，李建生教授也从未闲着，总会亲自带领团队进行果穗考种，经常能看到他出现在考种房，对于收获回来的果穗像对待艺术品般捧起认真观察，从穗型、粒色到籽粒排列，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他常多次向学生强调对待科研的严谨态度，对于每一个果穗的性状调查都要实事求是，不能出任何差错。李建生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节俭科研并事事认真不浪费一分一厘的科学家！

李建生教授知农爱农，为乡村振兴工作劳走奔波，为了进一步提高村民种植鲜食玉米的积极性，李建生教授走进三亚大茅村，开设田间课堂培训，为村民讲授鲜食玉米种植技术并亲自走到玉米地为农民答疑解惑。他说过：“做农业就是在田间地头，需要脚踏实地，下到基层，去解决农民的技术问题。”。

李建生教授在怀安县玉米种植基地考察玉米生长态势

四十多年的科研生涯，李建生教授用行动诠释了科学家精神的真谛。他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也感动了无数农民。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李教授依然坚守在田间，用他的智慧和汗水，为中国的玉米育种事业和乡村振兴贡献着力量。李建生教授的精神，就像他培育的玉米种子一样，深深扎根在泥土里，茁壮成长，结出丰硕的果实。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科学家，不仅要有智慧的头脑，更要有扎根泥土的坚守和奉献。

投稿人：王宝宝

情系祖国 金穗人生

1978年早春，北京农业大学的试验田里积雪未融。一位戴着厚棉帽的老者蹲在玉米苗前，小心翼翼地拨开土壤，对身后的学生说：“你们看这根须的色泽，这是判断根系活力最直观的指标，比任何仪器都准。”他就是我国玉米遗传育种学科的奠基人李竞雄教授。透过他一生的耕耘与坚守，我深刻理解到，教育家精神是“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是“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更是“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宏大追求。

李教授常说：“育种是三分灵感，七分汗水，还有九十分的坚持。”1956年，38岁的他毅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归国，带回的不仅是珍贵的育种材料，更是一颗“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报国之心。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没有设备，他便带着学生一镐一镐开垦荒地；没有授粉袋，便亲手用报纸制作。他的工作服口袋永远装着三样东西：放大镜、铅笔和笔记本。每当发现一株特殊性状的玉米，他便召集学生轮流观察、记录。“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他语气严肃，“你们将来要把中国的玉米育种推向世界。”

李教授考察试验田

最令我动容的，是那段特殊岁月中的“地下课堂”。文革期间，李教授被下放农场劳动，却从未停止对学生的培养。1972年寒冬，他悄悄将学生戴景瑞叫到宿舍，从床板下抽出一个用油纸包裹严实的小包——那是他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玉米种子。“这些是我们多年的心血，你要想办法保存好，更要记住它们的遗传特性。”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他用火柴梗在桌面上摆出染色体连锁图谱，耐心讲解基因重组规律，直到窗外泛起晨光。这次深夜授课，不仅保住了珍贵的种质资源，更点燃了“中单2号”玉米品种诞生的火种。

1973年，李教授带领团队开始了“中单2号”的选育工作。在海南岛南繁基地，他顶着40℃的高温，手把手教学生人工授粉。“雄花要在露水干后采集，雌花授粉要在上午9点前完成，”他一边示范一边讲解，“每一步都关系到品种的纯度，这不仅是技术，更是科学态度。”学生许启凤至今记得，当自己不小心弄混了两个品系的种子时，李教授没有责备，而是陪着他一株一株重新筛选，语重心长地说：“科学研究就是在失败中前进，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学习。”这种言传身教，让学生们懂得了什么是严谨，什么是坚守。

李教授（左）观察中单2号玉米

1978年，“中单2号”通过审定，很快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玉米品种，累计推广2.5亿亩，增产粮食150亿公斤。然而在成果鉴定会上，李教授执意将主要完成人的位置让给年轻教师。“我已经老了，荣誉应该属于年轻人，他们才是中国农业的未来。”当有人提议申报国家奖项时，他摆摆手笑道：“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增产增收，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奖励。”

即便晚年体弱，李教授仍坚持授课。80岁高龄时，他拄着拐杖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工整地绘制玉米植株结构图。学生们发现，他的讲义每年都会补充最新科研进展，总用红笔细心标注。1996年病重期间，他在病床上修改完最后一篇研究生论文，对前来探望的学生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不是培育了多少品种，而是培养了你们这些能够接力前行的种子。”

如今，李竞雄教授培养的学子中，已有20多人成为农业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开创的育种理论体系，仍在滋养着一代代农业工作者。正如戴景瑞院士所说：“李老师教会我们的不仅是育种技术，更是科学报国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像优良的种子，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李竞雄教授的塑像

透过李竞雄教授的故事，我真正理解了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那是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命运的担当，是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的大爱，更是用一生坚守诠释的“种子精神”。他播下的不仅是玉米种子，更是科学的火种和报国的信念，在这些种子生根发芽的地方，必有金色的丰收代代延续。

投稿人：王锦、吕庆雅

“玉迷”程相文先生

程相文在田间考察

几乎每年10月至翌年5月，程相文都会住在三亚玉米地旁的一间小铁皮屋里，“斤斤计较”地完成一项大工程。凌晨五点的海南南繁基地，露水还凝在玉米叶尖，程相文的胶鞋已经踩进了田里。七十多岁的人，弯腰查看玉米穗时腰背仍挺得很直，手指拂过颗粒饱满的果穗，指腹的老茧蹭过玉米须，像在抚摸什么珍宝——这双手，掰过四十多万个玉米穗，记录过近百万组育种数据，也把“永优”系列玉米品种的根，扎进了全国二十多个省份的土地里。

程相文与玉米品种“永优616”合照

熟悉程老的人都知道，他有个“怪习惯”：口袋里总装着两个笔记本，一个记玉米的株高、穗位、抗病性，字里行间满是数据；另一个记的是年轻技术员的困惑——“小李问怎么区分假熟穗”“小王说杂交授粉总漏粉”，后面还跟着他画的简易示意图。“干工作，干就要干好，不干就不干。”他常把这话挂在嘴边。

一年夏天，海南遭遇强台风，南繁基地的玉米试验田被狂风掀得东倒西歪。当时程相文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医生反复叮嘱要静养，可他听说消息后，揣着药盒就往田里跑。雨砸在脸上生疼，他却顾不上擦，指挥年轻技术员：“先抢自交系材料！那是咱十年的心血，丢了就再也育不出好品种了！”他蹲在泥水里，小心翼翼地把倒伏的玉米植株扶起来，用绳子绑在竹竿上，浑浊的泥水漫过他的裤脚，伤口隐隐作痛，他却只盯着玉米穗，生怕有一粒种子受损。直到凌晨，所有珍贵材料都抢救出来，他才坐在田埂上，掏出药盒吞了片药。

上世纪七十年代，程相文第一次到海南育种，住的是茅草屋，喝的是沟里的水，白天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在田里观察，晚上就着煤油灯记录数据。有一次，他培育的杂交玉米品种刚有起色，却突然遭遇大斑病，整片试验田的玉米叶子全枯了。看着心血付诸东流，年轻的技术员红了眼，程相文却蹲在田里，一片一片翻看枯叶，说：“玉米是个生命体，要感受它，了解它，就得去田间，不能只靠电脑里的报表和数字。”接下来的三个月，他每天泡在田里，对比健康植株和病株的差异，终于找出了抗病基因的关键标记。后来，基于这份研究培育出的“浚单20”，成为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品种之一，累计增产粮食超千亿斤。

程相文（右二）和黎族村庄村民们回忆过去

这些年，程相文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等荣誉。可他最看重的，是农民握着他的手说“程老师，您的种子让俺家多收了两千斤”时的那份认可。“粮食是国之大者，俺是农民出身，知道饿肚子的苦，所以这辈子就想育出好种子，让老百姓多吃饭、吃好饭。”去年冬天，他在河南鹤壁的育种基地考察，看到农民种的“永优1573”玉米穗大粒满，他蹲下来，掰下一个玉米穗，剥出几粒种子，放在手心搓了搓，眼里满是光：“老百姓能多打粮食，我比什么都高兴。”

程相文向时任总理温家宝汇报育种工作

如今，已经近九十岁的程相文，依然每年有几个月在海南育种基地度过。他的头发白了大半，可只要走进田里，腰杆就会挺直，眼神就会发亮。在他的带动下，鹤壁农科院的年轻技术员们，也都养成了“泡田”的习惯——白天在田里观察记录，晚上在实验室分析数据，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有人问程相文，这么拼图啥？他指着田里的玉米，意味深长地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

田埂上的风还在吹，程相文的身影又融入了一片翠绿的玉米地。他或许没有站在三尺讲台，却用近七十载的躬耕，诠释了“教育家精神”的真谛——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是他坚守育种事业的初心；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是他攻克育种难题的底气；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是他传承农业科技的温度。而这份精神，正像他培育的种子一样，在更多年轻一代的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筑牢粮食安全的力量。

投稿人：玉米三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