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年，母亲都会用废纸做一个红灯笼，除夕时把压岁钱放进里面，然后挂在老屋被柴火熏得黢黑的楼板上。灯笼上红色的流苏，在柴火的青烟中摇曳着，一晃过了30年。

　　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模仿能力很强。小时候，外地商人来村里叫卖东西，母亲总能模仿着对方的口音与其交流，弄得别人以为遇到了“同乡”，不觉在“他乡遇故知”的感动中欣然同意了母亲的砍价，母亲也常常会高兴地款待他们一顿饭。母亲因此掌握了不少“洋腔洋调”，受到村里妇女同志们的集体崇拜。不仅如此，母亲也常常凭借着出众的模仿能力而“引领”着村里的潮流。毛衣的新织法、鞋垫的新花样，她在别处只看一次就能记住，回家就能仿制出来，引发其他家庭主妇的争相模仿。在这样的手工活中，母亲练就了出色的学习和动手能力。

　　然而，小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缺衣少食是常态。大方地请陌生人吃一顿饭的机会还是很少，穿新毛衣的机会也屈指可数，常常是拆了又织，织了又拆，随着季节的变换和我们的成长，相同的毛线在母亲的巧手中不断变化着大小和款式。母亲节俭惯了，或许也是在那个时期学会了用废纸扎灯笼。

　　那时农村的新年是贫瘠而又不失温馨的，因为物质的匮乏，我们几乎看不到绚烂的烟花，吃不到缤纷的糖果。母亲用废纸制作的灯笼为我们朴实的新年增添了一抹亮色。平日里母亲就开始准备材料了，她收集了很多香烟或白酒的包装纸，必须是那种闪亮的红色包装纸。年前的一个晚上，母亲拆开摊平这些纸，先用铅笔笨拙地在背面画出图案，然后用剪刀沿着线条灵活地剪下来，再用纳鞋底的红线把节点一针一针缝起来，最后撑开结构，一个手工灯笼就这么做好了。没有流苏的灯笼是不够飘逸的，母亲又用纳鞋底时剩的红线头，做了大大小小的几个流苏，最大的挂在灯笼的下面，小的挂在几个角上。红色的灯笼，红色的流苏，在黢黑的楼板下显得格外喜庆。

　　最让人期待的是灯笼里的压岁钱。年三十的晚上，母亲会当着我们的面把压岁钱装进灯笼里，那些都是母亲平日里积攒的崭新零钞，新到能“割耳朵”，母亲认为旧的不吉祥。从那些1角2角的钞票放进灯笼那一刻开始，我们就盼望着，盼望着正月十五的到来，因为只有到了那一天，灯笼里面的压岁钱才会真正属于我们。拿到压岁钱的那一刻，是过年最开心的时刻。

　　30年后，我们都长大了，双肩上担着家庭和国家。我们没有那么期待过年了，但母亲做的红灯笼我永远难忘，母亲言传身教给我们的勤劳节俭的家风，也一直影响着我们。

　　今年，我也想给我的孩子，做一个红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