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似乎总对同一国家不同区域人的性格品头论足并乐此不疲，于是便有了某省人“忠厚直爽、外粗内秀、讲义气、重教育”、某地人“豪爽而细腻、头脑清楚而又口无遮拦”这些概括性描述。同样的，国与国之间因相互融通或彼此隔绝也产生出褒贬不一的“洞见”。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国民性格研究”（national character studies）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当时出于协调盟国、战胜敌国的战略需要，美国官方机构汇集了一批学者对相关国家及国民展开研究，陆续出版了有关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俄罗斯、波兰等基于心理分析和人类学的文化与性格理论的国民性格著述。研读此类书籍可假借他人的认知来了解异域文化，也可反省母国文化，有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功效。以下推荐几本这方面的著述。

虽然《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至今仍具争议，但它影响巨大。在记述中，马可·波罗惊叹于中国的文化习俗、巨大的财富和成熟的社会结构，帝国的纸币、高效的通讯系统、燃煤、火药和瓷器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元上都奢华、富丽的描写更是引发了西人极大的好奇和向往，其对应的英文名称Xanadu经由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的作品《忽必烈汗》（Kubla Khan，1816）而成为“华厦，行宫；诗情画意地方”的代名词。该书甫一问世便激起了欧洲对于神秘东方国度的诸多想象，而哥伦布更是在此书的感召下开始了探索和发现的航程。

2. Ku Hung-Ming. (1915). 春秋大義/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The Peking Daily News. 

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学贯中西、著述丰富。这本英文书比较了中国和欧美各国，阐述了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对于解决西方问题种种借鉴意义。该书被译成了德文、法文、日文等文字，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之后又通过中文翻译回到中国，从而确立了辜鸿铭在国人心中英雄般的崇高地位。

3. Lin Yutang. (1936).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William Heinemann, Ltd.

该书是林语堂于1933年至1934年间完成的英文著述，连同《浮生六记》的英译(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以及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和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等的创作，以雅俗融合、清新睿智的文风为海外受众介绍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情调。林语堂与熊式一（Hsiung Shih-I, 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The Bridge of Heaven 1943值得推荐）、蒋彝（Chiang Yee）是二十世纪在西方享有盛誉的三位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

4. Spence, Jonathan. (1998)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W. W. Norton & Company.

耶鲁大学英裔汉学家Jonathan Spence（史景迁）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该书以丰富的资料、广角镜似的述评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从马可·波罗时代以来西方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想象和认知图景。虽学界对该学者过于倚重二手资料颇多微词，但此书仍不失为西方中国形象研究的优秀入门读物。笔者曾在所教班级的课后读书会上与学子们同读此书，可谓思路大开、收获颇多。此外，史景迁教授2008年应BBC RADIO 4传统节目The Reith Lectures之邀所做的四场中国文化讲座也值得聆听。

5. Benedict, Ruth. (1947).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Secker & Warburg.

该书是作者1944年受美国战时新闻局（the 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委托对美军占领日本的相关问题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的产物，出版后即获得巨大的成功，一直被认为是日本研究的必读书，这一点得到了2000年时任日本驻巴基斯坦大使沼田貞昭先生的赞同。如书名所示，该书通过分析认为，日本国民的性格是一系列高度复杂的矛盾体，既尚武又文雅、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求新。这些概括尽管流于简单、笼统，但至少为当时的世界揭开了陌生而神秘文化的一角。

6. Mead, Margaret. (1944). The American Character. Penguin Books (Pelican Books).

美国战时新闻局资助的研究项目在Ruth Benedict于1948年去世后由Margaret Mead负责。该人类学学者对国民性格研究进行了系统阐述，将其人类学研究方法建议为“保持距离的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作者从美国青年人的成长方式为线索分析了美国的国民性格，认为它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的合成，是道德目的和务实创新的独特结合。

7. Fox, Kate. (2004). Watching the English-the Hidden Rules of English Behaviour. Nicholas Brealey. 

凯特·福克斯通过人类学分析并结合非正统的个人实验对英国人的怪癖、习惯和缺点进行了透彻的观察，揭示了诸如谈话、穿衣、吃饭、饮酒、工作、娱乐、购物、驾车、调情、吵架、排队及抱怨等行为背后的那些所有英国人不知不觉遵守的隐藏规则。作者直击国人痛点，总结精到准确而又妙趣横生。

8. Lackfi, János. (2013). Homo hungaricus (Magyar Man). Translation by Ralph Berkin, Helikon Publishers.

笔者与该书结缘于匈牙利的连锁书店Libri，第一眼便被它封面上有趣的漫画所吸引，翻看几页更是为它轻松诙谐的行文风格和坦诚讲述所折服，随后便是随时随地的细细品读，继而在回国参加会议后返回的航班上痛失该书，过了许久才在同城的另一家Libri连锁书店重又购得。英文版Homo hungaricus译自同名匈语版杂辑。原文作者是匈牙利阿提拉·约瑟夫文学奖的获得者，著名诗人、作家、文学翻译家贾诺斯·拉克菲。

本书分34个专题，从匈牙利的正史出发并结合野史掌故为读者勾勒出复杂、矛盾的匈牙利民族肖像：自卑（源自悲催的外族征服历史：土耳其150年、奥地利200年、俄罗斯40年）、自负（温泉、“匈牙利之海”、体育传统、民族音乐、诺贝尔奖—14位！）、八卦、狡黠、投机、贪杯、饮食（动物内脏、土豆牛肉汤、鱼汤、辣椒、罂粟籽皆为最爱）、猛男靓女、双重标准、爱乐、低效、爱马、创新（圆珠笔、维生素C、计算机、魔方、直升机等多项发明）、探险（游走世界、探索未知）、悲观（绝望的现状、悲情的历史：两个国庆日分别纪念1848年和1956年反抗奥地利和苏联的两次失败革命、两次大战均因站队错误而沦为战败国）、延宕（“等到明天再说！”）、散居世界（the Magyar diaspora、动荡的历史、经济压力、乡音无改识同胞、70%逆来顺受、20%叛逆、10%行动派）、信任（往昔邻里相望互信不再）、高尚的教士、侠客传统、折刀（匈人的爱物）。此外，该英译本行文流畅、语言考究（大量使用英语习惯表达，甚至拉丁文，如：lo and behold, leave … in the lurch, up the ante, loosen … tongue, have a soft spot for …, fly the coop, bricks and mortar, in loco parentis），再加上诙谐风格的恰当传递，让人读来毫无佶屈聱牙的“翻译腔”感觉，更多的是处处透着机巧、幽默的“英伦风”。

参考文献：

1. Neiburg, Federico; Marcio Goldman & Peter Gow. (1998).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in Studies of National Character”. (https://www.jstor.org/stable/656688)

2. BBC RADIO 4 Reith Lectures: Jonathan Spence: Chinese Vistas: 2008. (https://www.bbc.co.uk/programmes/b00bx24h/episodes/player)

3.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katana to kiku) by Ruth Benedict”(https://terredasie.com/english/english-articles/the-chrysanthemum-and-the-sword-katana-to-kiku-by-ruth-benedict)

历史概况这类书籍或者关于某一断代史的正史参考文献，大抵像是饭店里关于美味佳肴的菜谱说明，看上去菜名别致，图片悦目，钩人胃口；且菜系分门别类，自然能让人一眼便能看出其中菜肴的差别和特色。美中不足的是，说明或介绍毕竟过于粗略，食客难以深入其中，品尝用料的独到质感和味道，因此，也许偶尔记得几个菜名，却难以留下深刻印象。

俗话说得好，吃上一口，深得其味，抵上万千说明。这句话用于描述阅读历史人物传记的经验再恰当不过了：读一本传记，对于某一断代史的把握，胜过阅读几本教科书筋骨式的泛泛说明。原因在于：写传记，要把当事人物的诞生、成长、发展、甚至飞翔到巅峰时刻的过程，把当事人一生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各类活动轨迹和所思所想的路径这些精微之点，置于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展开的对应背景当中，很容易看出他的人生发展轨迹和思想印痕。此即所谓人物事件和思想的“历史化”（historicize，时空化）。有了历史化的背景，思想行动才具有历史性（historicity）；有了历史性，传记人物的精深思想和妙语宏论才有了切实可靠的落脚点（footholds），它们才不至于被后人“任意随性”地过度阐释。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Hannah Arendt, 2017,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enguin Books, Pp.XXVIII+703）书中曾多次提到的“德累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不仅影响了她对于普通犹太人在极权主义面前不作为、默许恶行猖獗的思考，也深深刺激了法国很多思想家如福柯等人对极权主义何以弥漫的反思。

至少说，这一事件构成了他们反极权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或者说是构成他们思想体系的支点之一或宏阔背景之一。谈历史性，就是要破除思想或理论的神秘色彩（debunk the arcane），因为有些思想看上去很玄乎，艰深莫测，不好理解，似乎能够做到“非历史化”（ahistoric）或者“去历史化”（de-historicize）。其实不然。只要你还原思想诞生的历史情景或者现场，再伟大玄妙的东西也能清晰明瞭。即便是索绪尔（F.de Saussure）的抽象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如果你熟悉他在德国莱比锡接受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青年语法学派的训练，然后到法国吸收社会学家杜克海姆（Emile.Durkheim）的社会学思想，以及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思想资源，你会知道，语言学上的结构主义其实是有其丰富的思想源头（headwaters）的。要言之，背景和情境，一个历史人物活动的各种各样的背景和情境，是后人得以准确把握或者接近其思想的主要线索或法门，也是包容其思想不足或行为乖张的客观依据。这是阅读人物传记的要旨，也是阅读的乐趣所在。这些细节具体，可感亲切，深入到历史人物活动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私密的和公共的空间），呈现他所交往的各类人物（显赫的和普通的），他所阅读的各类书籍（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所接收的各类影响（关于社会的、国家的、价值观的、审美的看法、思考和成型的哲学），彷佛你触摸到了他的思想脉搏的每一次跃动。

比如：汉密尔顿为何特别反对奴隶制度？而其他国父们如华盛顿、麦迪逊、杰弗逊、亚当斯等要么三缄其口，要么极力反对，甚至主张蓄奴？美国国父之间缘何有那么多的芥蒂、歹意和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源（root cause）是什么？这些矛盾为何变得不可调和？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给后来的美国留下了什么遗产（legacy），带来了什么样国运？请注意：英国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T.Carlyre,1795-1881)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看法(On Heroes and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1841)，在美国历史上又一次得到了背书式注解。就在这里，你会觉得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的观点何其准确：人性和人类历史难以分开（R.G.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3：290-319）。

写传记，不同于写一般学术性历史研究论文或著作，虽然两者都同样重视史料的耙梳，同样重视言出必定有据。但是，后者倚重的多是整体的社会的史料，并从中谨小慎微地厘定出可能存在的历史观念或者根据历史观念去寻找大量证据（参见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2003：347-388）。传记虽然涉及大量公共文件，但更多的是偏向私人往来的信件、日记、家庭人员的说法或记录，旁观者的侧面作证，其目的是要回到具体微小的历史空间或现场，逐步还原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这一性格在特定时空中是如何表现的，为何这一性格得以延伸(老成)、变化(部分或者根本性的改变）、发展(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后的成熟和世故老道）。因此，捕捉到诱发性格产生的关键事件，描写这一性格后来又是如何形塑了社会活动、影响了重大历史进程等这类事件和性格之间的互相作用，显得格外重要。这是传记作者遴选素材的核心议程。

传记人物当然要跟同时代的其他伟人或小丑在同一历史舞台上表演，因此，他们之间的性格龃龉，气质排斥，教养抵触，对彼此才华的嫉妒羡慕，相轻不屑，甚至竞争较量，斗争互杀，都是烘托传记人物的必不可少的配菜。当然，红颜知己，家室关爱，朋友理解支持和合作宽容帮助，也都是传记人物的辅料。读完传记，你会发现，一些历史人物的看法、判断、决策，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可能只是对某件事件的一种常规反应或者非常规的应急行动，甚至某个人物的奇思妙想，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和社会的过滤之后，结果却成了后人尊奉的圭臬或伟大经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比如，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主要是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共同起草，商讨，确定，让国会会议投票......但是，两人后来却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同样，杰佛逊也是汉密尔顿的仇敌，彼此背后痛骂，互相攻击。然而，美国联邦银行的建立；美国常规部队的建立；海岸警卫队的诞生；西点军校的创办；美国为了赶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工业和贸易，为了加速繁荣富强的进程，盗窃英国工业技术；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美国总统任期不要超过两届；政治党派的形成和竞争；为了赢得大选而进行的游说；媒体必须开放自由；个人可以进行公开演说；报纸可以对政治人物揭短攻击；废除奴隶制度；抵制法国以革命的名义侵犯平民自由和施行暴政；借鉴英国的政治构架，保证平等和公正；如何对待精英集团的决策与民粹主义的共识；如何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立立场；美国总统行政的权力边界；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等现在美国的政治和法律构架……这些都是汉密尔顿个人努力的结果，可谓居功至伟,彪炳千秋。

然而，与他如此显赫成就构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各种身份，卑微的，骄傲的，粗野的，高贵的，都有。他是私生子；是移民；是四分之一混血儿；知识渊博，但是自学成才，没有接受过名校教育；是纽约最有名的律师；从财政部长位置上卸任后，做律师谋生；是华盛顿手下的副手，当过他的法语翻译；做过他的秘书，起早的文件，在任何场合都能够以华盛顿的不同口吻恰如其分地表达；做过将军，带兵打过仗，平定过国内的几次叛乱；是天才的预言家，他的本能和直觉告诉他，联邦政府和州之间的矛盾很多，政府内部在宪法问题上也是分歧太大，美国一定会爆发内战……

《汉米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2015, Pp.+818, The Penguin Press)的作者是美国普利策历史著作的获奖者Ron Chernow。他还写过国父《华盛顿传》(Washington, A life； 2010，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是美国开国历史的顶级研究者和作家。为了写传记，他所做的文献梳理贡献丝毫也不逊于伟大的历史学家。《汉密尔顿》全书818页，文献部分就占了整整50页（第738-788页）。

阅读人物传记附带的一个间接说明（sidelight）就是它的“去魅”、“破神”（desecrate）、“让伟人走下神坛，回到庸常生活”的“平视化”功能。因为关于历史人物的不少介绍都是脱离了历史语境或忽略了他身边的同时代人的口述回忆，这就给当事人头顶罩上了一层神秘（mystic）色彩或者克里斯玛（charismatic）色彩，甚至还有超凡脱俗（divinization）的神化光环。阅读传记能帮助你走近并认识所谓的大人物，让你参透这个道理：其实，他们并非神人，跟你一样，具有七情六欲，面临生计烦恼和政治敌手或同伴竞争的压力。如同《圣经》所言，“陶土里面，我们都一样，皆兄弟姐妹”。或者，借用表达最新史学研究趋势的一句话来说：我们都是小人物，都是平常人物，只是有的人胆大，逾越了世俗框定的底线，做了常人不愿做、不敢做的事，才成就了所谓的伟大。

本书虽是传记，但文字表达文学色彩浓厚，人物刻画精准传神，比较不同人物的性格和气质时的表达（汉密尔顿与麦迪逊；与亚当斯；与杰佛逊）尤其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令你不得不佩服传记作家特有的共情、设身处地、揆度当事人在特定历史情景中的种种心理状态和行为动机的才华（注：参见本书第174-176页；第390-391页；第520-525页）。现摘录一段如下：

整体而言，你会觉得，作者关于汉密尔顿思想和行为的历史想象和推理假设合情合理：既符合事情本身发展的常态和逻辑，也没有偏离人物性格和抱负展现的惯常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