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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反映学生个性化的阅读兴趣,我们将通过“师生共读”板块呈现师生之间的思想碰撞与交流,并将自主荐书将分为“经典重温”和“时新畅读”两个板块,展示学生如何从人类文化和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启示,同时积极保持对时代的敏锐度和理解力。我们期待通过推介活动,为其他英华学子提供多元化的阅读选择,激发同学们对阅读的热情。
08 ╱ 书香致远 ╱
在本期推送中,我们将与杜雨萱同学一起深入解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通过作者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土社会中提炼的关键概念,探寻乡村社会的文化根基。同时,黄子墨同学将带领我们畅读《上海摩登》,感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风貌与现代魅力。在乡村视角与都市叙事的交汇中,开启一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深度对话。
经典重温
荐书学生:杜雨萱
指导老师:蔡佳颖
阅读书目:《乡土中国》费孝通
文/杜雨萱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重要社会学著作。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分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框架。这本书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共有十四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化传递、差序格局和家族组成。我将从这四个方面来梳理分析作者观点并发表自己感想。
一、乡土本色
作者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有四个特征:土气、不流动性、地方性、讲信用。作者在论述这四个特点时,环环相扣、逻辑缜密。
土气一词在这并没有贬义意味,只是因为泥土是中国人,特别是乡下人,最离不开的东西。要知道中国人飞出地球、探索外空的第一步就是取月壤并研究其对农作物的影响。可见我们的耕作基因代代相传。要论起国人勤劳踏实的特点,都得从土说起。毫无疑问,土是乡下人的命根,在我们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费孝通看来,土气是因为农村人不流动而产生的。以农为生的人皆附着在土地上,世代定居,不太有变动。于是人们习惯聚居,形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般可看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村落与村落之间是孤立的,也就形成了地方性。
作者把地方性定义为指人们活动范围上有的地域限制。农村人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村与村间接触少,但村内人与人接触多。在这样的限制下,乡土社会的人们常有“落叶归根”的情节,生于斯、死于斯。这种情节也侧面反映出在村落内人们都是互相看着长大、老去的,人与人间相互熟知,形成了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对每个人都知根知底,所以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可靠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着讲信用的基因。
于我而言,费孝通笔下的这种熟人社会和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现代社会流动性极强,城市化进程迅速,人与人之间更多依靠契约和制度维系。也许可以称之为“陌生人社会”。即使如此,我还是能在生活中切实感受到中国文化中讲信用的传统依然延续了下去,比如在家庭和朋友间,信任远远超越法律约束。此外,乡土社会这种基于长期交往的信任虽然很有人情味,但在当下,在复杂的陌生人社会,往往会显得局限。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在乡土信用与现代契约之间找到平衡,不仅要珍视人际纽带,也要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信用体系。
二、文化传递
作者以“愚”出发,而乡下人“愚”的最大表现是不识字,进一步引出对文字在乡土中国的阐述。文字其实是一种不完善的工具,一方面文字是间接说话,在单一的传递中逐渐简单化,另一方面文字对情感的表达并不精确。所以在乡土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之中,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更能传情达意。然而,语言也只是人赋予的一种意义性系统,在面对面接触中不如表情和动作更能传递情感信息。乡土社会中面对面接触十分容易且普遍,所以文字对于乡土社会而言,是多余、非必须的。而又正因为乡下人不需要文字,所以他们不需要掌握识字这项技能,而非不能学会识字。
此外,作者还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他提出,经验的积累需要通过时间的延续,而这种积累主要依赖学习和记忆。学习是在把情景抽象成概念后,使经验有了积累的条件,从而用“词”的形式将概念组合成语言,形成文化;记忆是因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人们的记忆差不多且循规蹈矩。由此观之,经验在时间上的积累只需要语言就能运作,交流和知识的传递是口口相传的形式,没有使用文字的环境。因此乡下人不识字是正常的、客观的,不能称之为“愚”。
其实在我看来,这都是环境影响的产物,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技能和知识体系。乡下人只是知识面与城里人不同罢了,这并不代表他们有智
力上的缺陷或不足。见世面是见世界的每一面,城里人见过高楼大厦、文化古物、繁华奢侈,乡下人也见过星星点灯、土地之大、农作物丰收。城里人也不懂如何农作,不懂时令,但这也并不代表城里人“愚”,同样,乡下人也有自己的专长和智慧。如今,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让文字成为日常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乡土社会通过口口相传积累经验的方式,仍然能为现代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和情感表达提供启发。
三、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在此书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它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结构和特点。作者把差序格局定义为是发生在亲属关系、地缘关系等社会关系中,以自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推及开,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且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格局。一个人的差序格局随自己所处时空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圈子,每个人都是自己所在圈子的中心,并根据与他人的关系亲疏、远近来划分不同的圈层。
差序格局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包括血缘和地缘。血缘关系是决定差序格局中圈子大小和亲疏的重要因素。血缘组织越大,圈子就越大,其属性规则以伦理辈分为基础。而地缘接近性也促进了差序圈子的形成。地缘越是接近,人们之间的交往就越频繁,越容易形成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
差序格局的显著特点有二。一是自我主义,在这种关系格局中,自己总是这种关系的中心,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二是公私群己的相对性,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
在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往往是基于情感和亲疏关系的纽带,我们更愿意帮助亲近的人。这种逻辑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能看到,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规则和契约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今天的法治社会和现代经济中,规则和契约为社会的正常运作提供了保障。我的看法是,“人情”和“规则”二者相辅相成,对社会的稳定和个人的成长都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忽视情感联系带来的温暖与支持,也不能忽视规则所提供的公平与秩序。
四、家族组成
作者在书中分析,中国的家是事业组织,是纵主轴,即以父子关系为主轴;西洋的家是两性感情为中心,是横主轴,即以夫妻关系为主轴。
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出,强烈的感情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他由西方文化分为阿波罗式与浮士德式引入,前者认为秩序天定,后者崇尚生命即冲突乡土社会追求稳定,因而男女结合都是阿波罗式的,以完成生育为目的。为了让大众接受阿波罗式感情状态,他们创造出“男女有别”的概念,让大众接受生理上先天差异无法逾越,因此男女间无需求同,也就泯灭了感情的激动易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故而乡土社会更追求稳定的同性联盟。显然,现代社会已不再以生育为目的,人们对精神契合的重视远远高于仅仅是对稳定生活状态的追求。
在我看来,现代年轻人的婚恋观念与旧时差异大有部分因素源于此。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与观念的广泛交流为现代年轻人开辟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他们在接触多样化家庭结构的基础上,筛选出更契合自身价值观的理念,逐渐形成以两性感情为核心、子女为纽带的家庭模式。
这本书在我心中属实是本经典之作,每次重读都会有所收获。我非常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不仅可以窥探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中国的独到见解,还能更深层次地了解我们自身民族的根本。
时新畅读
荐书学生:黄子墨
指导老师:杨祎辰
推荐书目:《上海摩登》李欧梵
文/黄子墨
我想要分享的书籍是台湾学者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都市文化的背景,第二部分是都市文化孕育出的文学,第三部分则是基于前两个部分的深入思索。李欧梵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多个角度入手,为读者展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城的摩登图景,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领略到旧上海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那段都市文化急速发展、从而催生现代化的岁月。
我认为李欧梵先生在书中提出的“他者”概念值得思索。“他者”,即与自身相对的那个存在。《上海摩登》在第三部分中提出了三对他者关系:西方文明作为中国文明的他者,香港作为上海的他者,和上海作为香港的他者。近代中国的情形与殖民地印度不同,即使在十九世纪以来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国始终没有完全被西方国家据为殖民地。这使中国成了独特的个案,而上海更是最具有这一特点的城市:上海城中有法租界,以高税收与完善基建为特色,后期成为革命暗杀、帮派势力的基地;还有英租界,实行着差异化的帝国政治管理,催发了商业的繁荣;除此之外还有强调工业文明的美租界和左翼文学思想的传播点日租界。混杂的租界文化,再加上与其坚韧共存的本地市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上海这个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城市。在这里,中国知识分子得以一面远眺物质先进的西方文明,又一面回望含蓄古典的东方文明,在这里,他们构建出了独属于中国的现代化。正如李欧梵在世界主义这一章里所说,中国作家在营造他们自己的现代想象的过程中,把西方文化本身置换成了“他者”,这个置换过程是关键的,因为这种探求是基于他们作为中国人的对自身身份的充分信心。实际上,在他们看来,现代性就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这引出了他者概念的第一个要素,那就是民族自信。尽管这些知识分子在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上相当西化,他们却始终不把自己看作与“殖民主子们”相对而言的那个被殖民的他者。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国近现代作家并不使用任何外国语言进行创作,他们持续地使用中文,将它视为他们唯一的语言。例如徐訏的《风萧萧》,其中有数个西方角色,他们理应是被假定说英语的,却没有一点从英文翻译到中文的迹象;再如张爱玲,她的《沉香屑:第二炉香》一书主要人物都是英国人,但第三者的叙述方式将人物“中国化”了,因而剥离了异国语言的疏离感。即使有西方殖民者和他们强势的文化存在,上海知识分子们的身份意识却从不曾出过问题,他们的立场始终处于中国人的“主体”位置上,这不容置疑的中国秉性,让他们能够公然地拥抱西方现代性而不必畏惧被殖民化。
“他者”的另一个要素就是自我认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作为上海的“他者”,是让大陆中国人带着困惑从远处观望的。正如张爱玲在《沉香屑》这部小说里的所展现出来的那样,香港由于其彻底的殖民化,缺乏中华文化的气息,因而没有能与上海媲美的涵养。这样的差异与参差,让上海人能够通过香港这个他者来理解上海本身,去思考两者之间的差异,香港时刻提醒着上海半殖民地的焦虑。这时的香港贫困混乱,诚然她已经在经历着上海化的历程,但仍然是上海这个传奇都市的失败镜像。这种情况在七十年代出现了逆转。香港总督对以往的殖民政策进行改革,第一条海底隧道将九龙与港岛连接起来,香港经济开始腾飞。与此同时,上海因历史环境的影响发展受限,此前几十年也因新中国经济战略的侧重而进展迟缓。香港则逐渐取代并超越了上海。在香港的飞速发展历程中,上海成了她时时回望的他者。从无数关于老上海的香港电影中,我们能看出香港对上海的文化乡愁,同样困扰于自身身份的香港借助上海定义自己。两个城市之间,相似的繁华璀璨,相似的命运纠葛,建立起某种超越历史的象征性联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上海摩登》这本书内涵丰富而不乏趣味,李欧梵先生在保持严谨的学术态度的同时,采用了相当文学性的叙事方法,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绮丽厚重的文化图景。同时,书中涵盖的中外文学、世界主义、文化认同与自信等内容,对于我们英语专业的学生也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文 案 | 杜雨萱 黄子墨
指导教师 | 蔡佳颖 杨祎辰
排 版 | 孙熠琳
审 核 | 黄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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