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单新尧、翟炫华、董甲庆）10月21日下午，《中西制度文化比较》课程正式开讲，该课程围绕中西早期制度沿革、中西古典哲学思想、中世纪中西信仰与文化三个方面展开，由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国家教学名师、武汉大学国学院创院院长、著名哲学家郭齐勇，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著名文学家唐翼明，国家教学名师、宗教与文化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赵林共同讲授。第一课由冯天瑜和赵林主讲，弘毅学堂院长石兢主持。

冯天瑜从对中国制度史研究现状的见解、“周制-秦制-汉制之辨”“周制”的核心内容与运行机制、“周制”中保留的“原始民主”遗存四个方面展开。

开宗明义，冯天瑜首先从宏观、源头的视角与大家探讨起“制度”。传统观念上将文化两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但他认为，文化应三分，制度文化作为物质与精神文化之间的枢纽不应被忽视。作为制度文化代表的周秦之制与希腊罗马之制度并无交流，但东西方不约而同产生的制度文化之间既有相似，也有差异，其间的异与同是了解人类文明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人类文明就是在文明同与异的交织当中体现出其“日日新”“又日新”生生不息的活力。

冯天瑜详细阐释了中国古代制度演进的三个阶段，即“周制-秦制-改良后的秦制（周秦融合的汉制——以秦制为基本，又吸收了周制）”。他总结道，中国制度的演进具有连续性，是不断改良的过程，不同于欧洲的制度带有有明显的跳跃性变化，中国的制度没有发生过剧变，而是在不断地修改和调整。

接着，冯天瑜从宗法制、封建制、井田制和礼乐制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了“周制”。在厘清了周制的具体内容后，他开始讲述“周制”中原始民主遗存——周代去古未远，所以公社时期的民主色彩都有所被保留。“周制”虽为创新之制，但仍有一些是基于对先人的经验进行加工而改制而成的成果：例如“辅贰”制，君王仍需教育者，此类角色诸如周公、召公；其次如国人议政制，周朝王位的继承、用兵、迁都等大事，需听于国人；再如建立乡校，即民间教育与议论政事之地。周人认为，一个稳定的文明的社会应是“大社会、小政府”，需要充分发挥民众的社会力量；此外，命朝官去民间采音乐与歌词，称之为采风，并同时采集民众对朝政的不满之处，如“十五国风”；最后，鼓励“诽谤”，“诽谤”一词在此为褒义，“诽”指当面提意见，“谤”指背后提意见。周代在宫廷门口设“谤木”，鼓励百官及民众对国政评点进言。冯天瑜强调，周制中对原始民主的保存是相当宝贵的，中国后代的民本思想，就从之而演化。同时，这样的文化遗产对当下民主制度具有极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它还有力回应了认为中国传统制度文明中“只有专制而无民主”的质疑。

赵林从比较对象的选择谈起，依次讲述了罗马的扩张史、早期罗马政治制度、“共和”的概念与罗马共和制的建构。

希腊城邦各自为政、君权不兴、小国寡民、星罗棋布，与中国国情无太多可较之处；而罗马无论是从建成时间、统一形制还是制度的发展都与中国若合一契、异同互见，故赵林承接冯天瑜的思路，选择罗马作为比较对象。谈到罗马的分期，赵林认为，罗马在王政时期已经奠定了共和政治制度运行的基本框架。凯撒遇刺身亡、屋大维终身不帝，都是罗马共和精神的明证。把握好“共和”，才能触罗马政治之脉络、民族之精神。

在明确了“共和”概念的重要性之后，赵林为大家介绍了“共和”概念的演变。柏拉图之“共和”是君主制与民主制这两种政体的混合，亚里士多德的“共和”制度有“多数人的统治”的含义，而波利比乌斯则更为深刻地解释了罗马共和的本质直观。罗马之共和，是执政官、元老院和平民大会的动态平衡，也是罗马贵族与平民阶层的相异相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的制度也不是一天成型的。“共和”理念塑造了罗马共和国的诸种制度，公民大会中平民和贵族的“博弈”贯穿始终，而监察官、保民官、执政官和独裁官都是各阶层在保“共和”的角力中产生的载体。

最后，赵林做总结并预告了下节课的内容：“在共和国后期，随着罗马版图逐渐扩大，这时出现了三个新的势力，一个是执政官，一个是保民官。还有一个新的主角取代了元老院，那便是军队……罗马的共和制度衰落，走向了帝制。我讲的罗马共和制和周制可以相互对照，而下节课的帝制和冯天瑜先生要讲的秦制也可以相互对照。”

据悉，10月28日，冯天瑜与赵林将继续围绕“中西方早期政治制度比较”这一主题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在后续课程中，郭齐勇和唐翼明也将从不同角度进行中西制度文化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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